在唐代长安，一个普通的早晨，春雨初歇，杨柳依依，渭水北岸的驿道边，诗人王维目送自己的朋友元二踏上奔赴安西的漫漫长途，别情难抑，一首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便脱口而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许还没等元二走到安西，由这首诗入乐谱就的《阳关》曲（一名《渭城》）已唱彻丝路古道，使王维友情的温度弥漫长安到安西的每一寸空间，慰籍着西行者的心田。

元二要出使的安西，是唐朝统辖西域的军事机构安西大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今库车），遥在长安（今西安）西七千五百里，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平时安西万里疆”。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龟兹绿洲一直是前后汉经略西域的战略重地。尤其是东汉班超曾在这里苦心经营二十二年，凭着自己杰出的才干和过人的胆略，“不动中国，不劳戎士”，肃清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促进了丝路的繁荣，建立了不世功勋。于是，投笔从戎、定远封侯的成功人生成为后世文人竭力效仿的卓越典范和文学作品中抒发人生壮志的常用典故。“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当唐代岑参年届而立却困顿于太子府卑微的胄曹参军功业无望时，激励他投身西域的正是班超在这里成就的辉煌人生。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原设于西州（今吐鲁番）的安西都护府移置龟兹，后虽有反复，这里最终还是成为了唐朝在西域总控全局的战略中心。“安西”一名此时亦取代“龟兹”，大量出现于唐人诗作之中。

文人入幕是唐代的社会风尚，“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式的终南捷径是他们汲汲以求的理想之境（岑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安西则是当时文人成就梦想的一块热土。“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岑参《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从初唐到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帝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富有的国家。朝气蓬勃、昂扬奋发的时代氛围孕育了文人开阔的心胸和积极进取、慷慨激昂的精神风貌，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诗句里感受到的是自觉担负使命的崇高之念和宏图大志，领略到的是他们勇于追求、明朗健康的人文风范。当然，这种別妻离子佐戎军幕的豪迈背后也有凄凄悲楚之鸣：

星稀月没上五更，胶胶角角鸡初鸣。征人牵马出门立，辞妾欲向安西行。再鸣引颈檐头下，月中角声催上马。才分地色第三鸣，旌旗红尘已出城。妇人上城乱招手，夫婿不闻遥哭声。长恨鸡鸣别时苦，不遣鸡栖近窗户。（李廓《鸡鸣曲》）

但这种缱绻缠绵却没能羁绊住征人迈向安西、建功立业的步伐。

李白《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诗云“安西幕府多材雄”，济济的人才奔向安西，也催生了一大批以安西为目的地的送别诗，这些挥毫歌吟，将亲朋至交送往天西万里绝域的诗人就有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高适、刘长卿、钱起、李端、张籍、王建等大名鼎鼎的诗坛才俊，而引人注目的是，开元十四年（）安西都护赵颐贞离京赴任之时就有张九龄、张说及孙逖、卢象等诗人同时为之赋诗赠别。（《全唐诗》中有张说《送赵顺直郎中赴安西副大都督》一诗，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似当为“赵颐贞”，或为刻录之误）当然，这批诗作里面最著名的还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在历史的云烟中广泛传唱后渐渐演化出《阳关三叠》的唱法，千百年来一直在离席别馆回荡萦绕，催人断肠。

京城长安通往安西的路沿途有烽堠馆驿提供安全及食宿保障，“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张籍《泾州塞》），因此，这条古丝绸之路交通繁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从这些诗句描写的情况来看，这条路显然是军人、商旅行走的坦途。至于它具体的走法，因历史久远，今日已漫漶不清。程喜霖先生曾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十六件来往于安西四镇，或从西域诸国至陇右、长安等地的行客的过所文书，勾勒出了唐人的丝路途程：安西四镇——铁门关——焉耆——西州——伊州——玉门关——瓜州（或由西州走大海道涉大沙海直插玉门故关到沙州——瓜州）——甘州——凉州——金城（或由凉州至乌兰关走东段北道到长安）——临眺——大震关——长安。这组过所文书以实物的形式说明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中道是通西域的主要干道，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天宝八载（）岑参从长安赴安西，天宝十载返回，这期间创作的诗歌如实记载了诗人及其他军旅官员的交通状况，台湾学者严耕望在研究这个区间的唐代交通时往往引用岑参的边塞诗歌以为佐证。岑参从长安至瓜州间的行程，学界几无异议，但对于之后的行程一些人纠结于岑参诗集中的《敦煌太守后庭歌》、《岁暮碛外寄元撝》（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及《寄宇文判官》（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等诗歌，认为据此可断定岑参出瓜州后经沙州敦煌过阳关而后再赴伊州、西州。实际上，这些观点是欠妥当的，且不说路途迂绕、敦煌出阳关赴伊州、西州沿线环境恶劣缺乏必要安全及食宿保障，关键是唐时阳关早已颓圮，不再是军事要隘。最明确记载阳关废弃的是反映武则天统治时期沙州地理状况的敦煌文书P.《沙州地志》，该文书“二古关”条下云：

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基于此，我们细玩岑参诗意，可发现其诗中的“阳关”实际是边塞的代称，而非实指。而出于安全、快捷的考虑，岑参赴安西无论如何是不会经敦煌出阳关走偏路的。我们根据岑参《玉关寄长安李主簿》、《题苜蓿烽寄家人》、《岁暮碛外寄元撝》、《日没贺延碛作》、《经火山》、《银山碛西馆》、《过碛》、《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中的描写，可大致勾勒其在这个区间的行程：玉门关——苜蓿烽——莫贺延碛——赤亭——蒲昌火山——银山碛——焉耆——铁门关——安西。不难看出，岑参之行程，和程喜霖勾勒的西域行客路线相合，那是一条大唐在西域境内的国道。

“万里海西路，茫茫边草秋。”（张籍《送安西将》）“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参《过碛》）安西之路的漫长、苍凉与险恶对于满怀热忱投身边塞的文人们来说首先就是一种砥砺与淬炼，只有经历了这份艰辛和熬煎，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到西域的广漠与雄浑之中，实现人生的蜕变，登上安西这个成就梦想的舞台，迎来个人生命的春天。诗人吕敞《龟兹闻莺》写道：“边树正参差，新莺复陆离。娇非胡俗变，啼是汉音移。绣羽花间覆，繁声风外吹。……”胡沙塞漠之中，安西的春天竟也莺啼花繁，风暖树茂，旖旎迷人。

然而，唐代文人的安西之旅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戛然而止了。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唐，撼动了大唐的根基，安西都护府主官封常清入朝御敌，得罪被杀。唐肃宗凤翔自立以后，为改变兵少将寡势力单薄的军事局面，下诏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统帅安西精兵五万入关勤王。时任左拾遗的杜甫曾目睹在关中待命的安西兵士的军威：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在大唐危难之时安西四镇精锐之师忠心报国，“万马救中原”，充当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可是，在他们身后，吐蕃却趁唐王朝疲于应付安禄山叛军，无暇他顾，出兵占据了河陇地区，阻断了他们归家的路，而安西也成了唐王朝在西域的一块孤岛，在坚守了三十余年后，最终于年左右亦为吐蕃攻陷。

“安西路绝归不得”（白居易），这块曾经将星云集、文材辐辏的神奇土地，这个沟通东西、控扼四镇、构筑了盛唐气象的西域中心，这个曾经令初盛唐文人魂牵梦萦、豪气干云的人生熔炉，从此成为中晚唐诗人心中永远的痛：“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许棠《塞下》）“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张籍《泾州塞》）“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李端《胡腾儿》）将这种情感宣泄得最全面的还要数白居易的《西凉伎》：“……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长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

中唐诗人张籍也曾写出过“会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泾州塞》）这样令人振作的诗句，但相对于当时大唐无力抗衡吐蕃的衰颓国势来说，这只能算是一种虚妄的空谈，其中透着一种回天乏术的悲凉与无奈。从此，大唐曾经的慷慨激昂为一片悲鸣凄楚所淹没，“安西”这个名称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诗性思维，走进了历史和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