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种说法何来？含义何在？“九头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点和性格特征？“九头鸟”与湖北人有着怎样的关联？

要探讨“九头鸟”的问题，得先从“楚”说起。

楚人的先人何许人也？屈原的《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楚人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里说，楚人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梳理下来，祝融是黄帝之后；我国第一部地理书籍、神话集《山海经》里说，祝融是炎帝的后代。同一个神话形象多个故事版本，是中国神话的特点。不管何种说法，楚人拜祝融为先人，自己是炎黄的后代。在南楚神话中，祝融是火凤的化身，楚人保持“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的习俗至少几千年了，所崇之凤享图腾之尊，是百鸟之王。

那么“凤”是什么样子的呢？

据我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释鸟》记，凤形体为“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山海经》描述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也就是说，凤凰是一种美丽的鸟，它的头部、翼部、背部、胸部、腹部上的德、义、礼、仁、信这五个字，在远古时期就是楚人部族的价值取向；《山海经·南山经》注“凤，瑞应鸟”，凤象征着祥和。五字安天下，瑞鸟兆太平，凤凰形象寄寓了楚地先人美好的向往和情愫。凤凰的居所在九重天之上，凡间难以企及。其“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不食”。先秦时期南方文学的代表是“庄骚”，即《庄子》《离骚》。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两篇文章中，九处描述了楚事，因此有学者认为，《逍遥游》里描绘的这个“鹏”就是“凤”。抱负远大、志向高洁、象征祥和的“凤”成为楚人的精神源泉和文化标识。

楚地多万年前已有先民的足迹，对神鸟的崇拜历史悠久。南楚尊凤，各类古代文献中随处可见。从田野考古发现来看，楚地凤鸟形象居多。商周时期宫廷用的玉器、青铜器上装饰有大量的凤凰花纹图案，或呈花冠状，或勾喙翅翼爪尾鲜明，有的图案中光尾纹就有长尾、垂尾、分尾、对尾、连尾之分，造型刚健有力、稳健威严。

那么“九头鸟”从何而来，与“凤”是什么关系呢？

《山海经》载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是对“九头鸟”最早的直接描述，也就是说，“九头鸟”其实是一种凤。在中国历代神灵形象中，都有关于“九头鸟”的描述。宋代的《太平御览》载，“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明代的《正字通》则说“九头鸟”是“状如鸺留鸟，大者广翼丈许”。

至此，可以说，“九头鸟”是九头凤的化身、别称，是一种美好吉祥、本领高强、意志坚强的神鸟，寓意安宁祥和，象征坚强勇敢。从外形上看，“九头鸟”是一只长着九个头的美丽凤凰，而不是丑陋如一些漫画所勾勒的光秃秃的短尾巴鸡。

为什么要冠以“九”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是一个神秘而尊贵的数字。“九”是最大的个位数，凡事起于一而极于九，“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有最大、最多、最高、最久之意。“九”是重要的文化因子和文化符号，是数之核、道之魂、天之常，“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天道以九制”“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是最尊贵的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洲”，鼎立中原，天下一定；“天分九天”，按高低分这“九重天”分别是中天、羡天、从天、更天、璀天、郭天、减天、沈天、成天；按方向分这“九天”分别是东方曰傲天，东南方扬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而《吕氏春秋》则把“九天”分为“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各有含义。“地分九州”，《尚书·禹贡》的划分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古人以“九”设想天地之高远、广博，表达对昊天厚土的敬重与畏惧。“天子之门”有九重，分别是关门、远郊门、近郊门、城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喻天子之威重；九龙袍、九龙璧、九重宫阙，显皇家之尊贵；一言九鼎、九五之尊、九合诸侯，意贵者之权重，昭告天下皇权天授、奉天承运，揭示天子与天地的耦合、感应、承运关系。“九”是阳数之首，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生日是正月初九，为一年之首。“九”是大数，形容极广、极大、极高、极致，九九归一、九霄云外、九曲黄河、九死一生、九牛一毛等，既蕴含生活的哲理，又道尽人间的广大。“九”还是常数，暗藏天地万物之变数与规律，民间对气候有“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九尽杨花开”，九九重阳、数九寒天等谚语和俗语。楚地民俗文化中多以“九”祭祀神灵，《楚辞》里“九”是高格词，也是一个高频词，如九思、九歌、九章、九辩、九怀、九叹、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山、九水、九溪、九田、九塘、九畬、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九阳等，“九”在楚辞里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诗经》。因此，“九”是一个美好、吉祥、尊贵的词，安在“九头鸟”的头上，应该没有贬义。

那么，“九头鸟”从什么时候开始，含有贬义甚至妖邪色彩了呢？

商朝以前，没有发现。应该是与周王室有关的。

周、楚关系不睦，由来已久，一直到周朝的终结、楚国的覆灭。

商朝末年，楚人部落首领鬻熊当过周文王的师爷，帮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有功，周、楚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期，鬻熊的曾孙熊绎因此在公元前年前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授子爵，居丹淅（今河南南阳的淅川）之地。此前，楚人部落一直受商朝的挤兑，《诗经·商颂·殷武》载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从商朝武丁王伐楚到周成王封楚，楚人至少挨了年的打，即使周朝封了楚为诸侯，周也没有停止过对楚的打击，周昭王甚至还牺牲在南征荆楚的路上。

几百年间，楚与周之间保持着亦王亦侯、若即若离，有恩有怨、时近时远的关系。楚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服周，但从来不反周、不打周，史载被周天子亲自打过三次，被周天子吆喝诸侯们打群架打的次数更多，但楚从来没有直接打过周。直接记载两者关系的史料不多，但寥寥几个故事就管窥一二。

譬如，会盟事件。据《春秋》经文和《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及各部族会盟有90多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次，但是楚国只参加了３次，而且很多次盟会都是商量怎么打楚的。比方说，春秋战国历史上有两次召陵之盟，一次是公元前年，齐桓公率八国军队攻打楚的小兄弟蔡国，威逼楚国，楚国不甘示弱，陈兵相对，齐国一看拿不下来，赶紧邀楚开会，与楚国订立互不侵犯盟约；另一次是公元前年，晋国主持的召陵会盟，18个国家共同商量怎么灭楚。无论是犯楚、灭楚之战，都是经过周王室点过头的。这说明，楚国根本就不在周王室的朋友圈里，而且一直是被打击目标。周朝的中原礼乐文化一向以华夏主流文化自居，看不上蛮夷之地的楚文化。周成王封熊绎为诸侯但没有给予更高的礼遇，熊绎偶尔受邀参加周成王举行的诸侯会盟，但连桌席名签筷子盘子都没有，受了冷遇、有羞辱之感的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楚国上下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立志要发奋图强，抗周的种子从此发芽、疯长。

譬如，封王事件。周不待见楚，楚也不买周的账，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楚国竟然不向周王室进贡。挟天下以令诸侯的齐桓公，正是以此为借口想出兵楚国。楚国自有自己的小九九，心想，尽管你周王室授我爵位，却是最低一等；虽然封我为楚，但不是靠你姬周家的血亲关系分封白给的，没有我的曾爷爷就没有你的曾爷爷，而且给我的蛮夷之地不过方圆五十里，大片土地是靠我自己打出来的、拓出来的。因此楚人中“不服周”的情绪在悄悄滋长，以致于发展成为一种咄咄逼人的野蛮，使周王室感到了害怕。楚国第六任君主熊渠还胆敢给三个儿子封王，这简直是对周王室的挑战，周王室当然不悦，但楚国君怼回去：“你的先人姬昌不也是商王朝还在位的时候，以西伯侯之位自称为王么？”封王事件不但说明楚国有敢于叛逆敢于反抗周的性格，还有敢于标新立异敢为人先的品格，周王室当然感到胆儿颤。

譬如，周王溺亡事件。周王室继承了商王室的做法，封归封、赏归赏，抑楚、防楚、伐楚的战略从没放弃。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分别于公元前年、前年、前年三次率兵攻楚，就在第三次南征中，周昭王死在半道上，一说是被冒称船工的楚人特工做手脚，在船上截了一个洞，将旱鸭子周昭王淹死在汉水里；另一说是因周朝大军辎重战利品太重，把桥压塌了，周昭王掉下去摔死了。总之，史书上记“南巡不返”。因此，周人对楚人有戒在心、有仇要报，而且一记就是几百年。

譬如，问鼎事件。公元前年，楚庄王借北伐陆浑之戎的机会，兵临周王室的首都洛阳城下，拉开架势搞阅兵，意在向周天子炫耀武力。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微，诸侯各有取代之心，一个个虎视眈眈。胆怯心虚的周天子派大臣王孙满以慰劳之名，到楚营打探虚实。酒过三巡，楚庄王突然豪情万丈地问王孙满：“请问，周天子的鼎有多重啊？”前面说到，相传这尊九鼎是夏朝时禹帝用了九州进贡的金器而铸成的，是承天福赐、独享王权的象征。这可不是一般人能问的。楚庄王口出狂言，意不在鼎，王孙满当然嗅到了轻蔑挑衅觊觎的味道，他不卑不亢地答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周朝的王权是天授，天下共主，不是你能问的，你这样欺负天下共主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且告诫年轻气盛的楚庄王坐天下“在德不在鼎”，一句话令楚庄王无地自容，悻悻而回。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由来。这个故事既说明楚国人既有敢问天下、不甘人后之志，又有盲目自信、妄自尊大的毛病，但同时楚国人还有隐忍不发的意志。

故事归故事，楚国一直是春秋战国大戏里的狠角色。地处蛮夷之地，自强不息、强而不息，不断地开疆扩土、四面出征，灭掉周边几十个小国家，地盘越来越来大。无论是攻打还是被打，楚人素有不服输、不示弱的傲骨，敢找强者过招。与齐打，争夺霸主地位；与晋打，平分中原霸权；与吴打，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与秦打，大战多年，十分惨烈，一直打到最后灭国。这几个国家是春秋战国不同历史时期最强大的国家，敢与他们一拼高下，说明楚的不服输、不怕狠。

楚国君王大多勤政敬业，信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己带头劳作、带头征战，亲历亲为，有的甚至身死沙场，有的甘当人质、最后客死他乡。经过世代接续奋斗，楚国在政治改革、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文化创造、军事实力等方面取得辉煌业绩，开创了以蛮夷之地而驰骋中原的先例。尤其是楚国挑战威权不信邪，敢于争先不守旧，令周王室惶恐不安、诸侯国羡慕嫉妒恨。楚君熊渠势力坐大，想得到周王室更多的承认，便通过随国向周王室索要更高爵位，但未果，熊渠索性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不服从周王室的领导和管理。如果说蛮夷之楚一直令周有肉中刺之感，那么楚庄王的问鼎中原则令周王朝如梗在喉，甚至有一剑封喉之感了。日益雄起的楚国，已经影响甚至干预到周朝的天下了，以致于春秋末期周王室发生内讧，周景王之子在父王驾崩后欲争夺王位失败，干脆逃往楚国避难，企望东山再起，而楚国也大模大样地收留和庇护了他。这也是对周王室的挑衅。

回到“九头鸟”问题。作为楚人的图腾，“九头鸟”是一种精神力量、文化标识，谁能够诋毁和颠覆它？唯有比它政治地位更高、历史更悠久、文明程度更高、文化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力量。纵观春秋战国几百年，各诸侯国没有这个兴趣和地位，唯有周才有这个可能。周、楚关系如此，周王室歧视和诋毁楚国所崇拜的神鸟，当然不足为奇了。

那么周王室的什么人能有如此一言九鼎之权威呢？周文王、周武王与楚鬻熊交好，而且灭商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周成王亲自封地授爵给楚，他们三人都不会出言不逊攻击楚。唯一的可能，就是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叔。周公旦辅佐过这三位王，灭商纣建周朝有功，而且领兵伐楚却失败而归。他对周朝乃至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帮助周朝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包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以及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等，为周以后的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社会秩序，成为中国社会制度最早的架构师。其实，周也并非中原地区的原著民，它是从西部渭水流域东渐，从汉水边上发力，灭商才入主中原的，从周族、周地到周国、周朝，周发展壮大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力量。尽管周公在还政于周成王之后一度被构谄，不得不逃到楚国避难，但他对楚国的成见还是很深的。建立起礼乐文明的周公看不上蛮夷之地的楚，歧视是必然的，出于政治的目的，贬损楚之图腾“九头鸟”，也是必然的。除他无别。

古代有多个文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公厌恶一种长着十个头的鸟，晚上听到鸟叫便命人赶出九州，射之，连射三箭发不能中，便派天狗去咬，咬掉了鸟的一个头，还剩下九个头，“血其一首，犹余九首”，流血的“九头鸟”昼伏夜出。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瘆人，但表达了周公的好恶。尽管周王室对天下发号施令的效力不过年，但周公旦这位周朝的功臣、贤臣、奠基人德高望重，他的价值观影响后世几千年。

虽然周公贬损“九头鸟”，但凤在楚国仍然具有至尊的地位。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墓文物中，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尊“虎座鸟架鼓”乐器，它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高大的鸣凤，正孤立傲视引吭高歌，中间是一面大鼓。乐器上凤大虎小，楚人以凤驱虎、不畏强暴的精神昭然。凝视这件稀世之宝，似闻隆隆鼓声从两千多年前的楚风中传来，那是凤文化的力量。

楚文化以凤为尊，华夏文化以龙为尊。人文始祖之一太昊伏羲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华夏先民部落，区别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四方胡人”，首创以蟒蛇之身、鳄鱼之头、雄鹿之角、猛虎之眼、红鲤之鳞、巨蜥之腿、苍鹰之爪、白鲨之尾、巨鲸之须，组成龙的形象，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另一人文始祖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楚之先祖是颛顼高阳，同为三皇五帝。龙凤并尊，是我国古代两大图腾，代表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与其它民族图腾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大家庭的标志性元素。“龙凤呈祥”说的不止是龙飞凤舞，而是指两种文化的和谐相处，天下才有太平祥和。

周朝八百年，楚国八百年，一个是王朝，一个是诸侯国，享龄相当。周朝傲慢，楚国粗野，导致二者存亡相依、恩怨不断，经过漫长的相互激荡，最后几乎同归终点，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之前绝无仅有的现象。周虽亡，但周朝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却绵延了几千年；楚虽灭，但楚国所创造的楚文化却源远流长覆盖天下。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赓续，同样功不可没，同样缺一不可。

这里，想再说说前面楚庄王问鼎的事。他为什么敢冒僭越、非礼之罪对周王朝的标志、定国政权的象征“九鼎”萌生了兴趣？难道不知道这犯有欺天之罪？当然知道。楚庄王熊旅这位楚国第25任君王，是楚国诸君王中最有雄才大略和豪气的国君之一，同时期的齐、晋、秦、宋等四霸的国君还只敢叫“公”，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整个春秋战国后期，也只有后来吴、越二国自称王。当然这不是楚庄王自封为王，他的祖上第六任国君熊渠就已经自封为王了，而且一路沿袭下来，接力到他手里已十几棒了。但是，楚庄王这个“王”当得最豪迈。关于他的故事，会有专门笔墨讲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楚国就是在他手里打败当时强大的晋国，崛起为春秋五霸之一的。

僭越归僭越，非礼归非礼，但楚庄王为什么会对九鼎感兴趣呢？这里再作一些演绎。《史记·楚世家》里有楚国想“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的记载，其索隐注曰“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翮”是指有空心硬管的羽毛，因此有专家认为九鼎是一尊有着九个鸟头的鼎。如果是这样，“九头鸟”家乡人想一睹“九头鸟”鼎的尊容，似乎也蛮有理由的。不光是楚庄王想得到这个鼎，秦始皇也想要。据说年后周王室在秦国的穷追猛打中，仓皇奔逃，把这个珍贵得不得了的周鼎掉进了泗水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到泗水里打捞，“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于是这个鼎长什么样，如今流落在哪里，不光是楚庄王当年不知道，至今仍然是千古之谜。但如前面说“九”的时候讲过，这个鼎似乎有过，是当年大禹收下九方官员的献金而铸成的。相信鼎上的鸟，应该是凤，期待终有一天石破天惊，水落而“鼎”出。

自周以后，与凤的形象相伴随，“九头鸟”的形象一直存在于楚文化中，褒贬两说。褒者以鸟为凤、以凤为尊，贬者则沿袭周公的说法，随着楚国的血腥扩张变得贬多褒少、讽多赞少。但从凤的图案造型来看，秦汉以后，随着楚风渐弱，楚凤线条变得流畅柔美起来，并装饰以花卉树枝，更具有审美价值。从历代文字留存来看，对“九头鸟”的形象刻画美丑并存，由柔变刚、由弱变强。南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是关于荆楚之地时令习俗的笔记体专著，其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这种“鬼鸟”便是“九头鸟”，民间称闻此鸟叫声是不吉利的事。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称，这种鸟叫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宋代欧阳修在叙事诗《鬼车》里也讲述了周公厌恶“九头鸟”的故事，但他话风一转，认为“吉凶在人不在物”，闪烁出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宋代笔记小说还讲到，某太守捉到一只有九个头的怪鸟，砍掉一个头，又长出来一个，砍到最后一个，前面八个头都长出来了，喻示“九头鸟”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生命力。明朝开国元勋、宰相刘伯温在《郁离子·九头鸟》里，又有另一种解读，认为它是“一头得食，八头争食”的怪鸟，“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暗喻各有本事、互不服气，好内耗内斗。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借用“九头鸟”指出了元末明初官场上的“中国病”，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些描述虽然未见诸主流传统经典，但在民间稗官野史、奇文轶事中流传已久。可见“九头鸟”在历史上有过被污名化、恶名化过程。

尽管如此，楚人“尊凤崇火”的文化初心从未改变，这是楚与华夏族、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关联的唯一脐带。在八百年历史的战争中，楚人可以丢弃一切，但是不放弃对祖先楚的认同，不放弃对美丽凤鸟甚至是“九头鸟”的尊崇。

但是“九头鸟”是怎么与湖北人对号入座了的呢？

据说跟明朝首辅张居正有关，尽管湖北正式建省还是在清朝雍正初年的事。

张居正（公元年—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明代唯一大政治家”。他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掌握军政大权，开创万历新政，他大刀阔斧整饬朝政，治理整顿十八衙门，惟贤是用，推行“考成法”，革新政风成效卓著，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人，首创“一条鞭法”，大大减轻百姓徭役，据说他保荐了九位御史，严厉制裁贪官污吏，这些人个个威风凌厉，令不少贪官庸吏闻风丧胆又心怀不满，指其任人为亲，因为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同乡，准确说是湖广人，遂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贬损之。

真的是这样吗？细考张居正担任首辅十年，他的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王国光是山西晋城人、殷正茂是安徽歙县人；礼部尚书杨博山西蒲州人，谭纶是江西宜黄人，陆树声是松江华亭（今上海）人，万士和是江苏宜兴人，马自强是山西同州人，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徐学谟是苏州府嘉定（今上海）人；吏部尚书张翰是浙江杭州人；兵部尚书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梁梦龙是河北正定人；刑部尚书刘应节是山东潍坊人，吴百鹏是浙江义乌人，严清是云南后卫人；工部尚书朱衡是江西万安人，郭朝宾是山东汶上人，曾醒吾是何方人士未考。重用的巡抚庞尚鹏是广东南海人、辽东总兵李成梁是辽宁铁岭人、冀州总兵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河道御史潘季驯是浙江湖州人。张居正强力推行改革新政的得力干将，先后拜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张学颜，曾经是政敌高拱的亲信，只有工部尚书李幼滋是湖北应城人，兵部尚书方逢时是湖北嘉鱼人，刑部尚书王之诰既是张居正的荆楚同乡，还是自己的亲家，这说明张居正用人的原则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作为身居皇帝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当朝首辅，张居正有足够的权力安排亲信在六部要职上，在擢用贤才中也会很难避开自己的同乡、门生，但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亲信不多且没成气候，遍地乡党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在朝廷命官最核心的六部尚书岗位中，“湖北帮”是不存在的。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过“党争”，主要是东林党与齐党（山东人）、楚党（湖广人）、宣党（安徽宣城人）、昆党（江苏昆山人）、浙党（浙江人）、阉党之间发生了矛盾，对张居正结党的指责应该来自东林党人或反对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结成了朋党，也看是否用在了正道，志同道合、为国尽忠未必是坏事，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肯定不是好事。张居正是明朝的功臣，他的改革和推出的万历新政，使本已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延活了60多年，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即使是借用“九头鸟”来骂张居正，恐怕还是对他个人的聪明、机敏的个性特点和敢拼、凌厉的行事作风的评价。这样看来，把“九头鸟”与“湖北佬”的对号入座未必是坏事。

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的“讥讽篇”，有一段关于“九头鸟”的表述曰，“九头鸟《太平广记》引《岭表录异》曰：‘鸺鹠乃鬼车之属。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今人以九头鸟为不祥之物，本此。又张君房《脞說》，时人语曰：‘天上有九头鸟，人间有三耳秀才。’按《续搜神记》，兖州张审通为泰山府君所君，额上安一耳，既醒，额痒，果生一耳，尤聪俊，时号三耳秀才。盖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其实亦不尽然。”从此，“九头鸟”又多了精明狡猾多诈的意思。是啊，九个脑袋在琢磨能不聪明？九个方向在找出路能不机智？编辑《清稗类钞》的是民国学者徐珂先生，他的“其实亦不尽然”包含了他的湖北人的某些偏爱。

民间归民间，野史归野史，“九头鸟”的传说一直在楚地转圈，越编越怪，越传越神。张居正的故事加上徐珂先生编的故事，算是把“九头鸟”这顶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湖北人头上。好自嘲自娱的湖北人也不在意，宁用其贬义互娱，譬如：“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把黄陂、孝感、汉川三地的人做比较。据民间解释，其本意并非指人，而是指黄陂斗笠是尖顶的，孝感斗笠是绞边的，汉川斗笠是既尖顶又绞边，老百姓便编成顺口溜：尖黄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口口相传，就变成了那样儿。湖北人是自省、自信，而且幽默的。

从先楚的神鸟到先秦的神鸟，从“见之天下安宁”，到闻之“不吉利”，再到赋予聪敏、机警、勤奋、敢拼的含义，“九头鸟”是楚地楚人的精神图腾、凤鸟形象的美好化身，是一方地域文化、一段历史记忆、一个崛起部落及其后世永远铣削不掉的烙印，遗传千年而不失落的基因。

“九头鸟”是精神的象征，阅尽数千年沧海桑田，见证荆楚之地的起落兴衰和枯荣进退，凝炼出千百年来楚地人、湖广人、湖北人心系天下、志存高远的精神情怀，自尊自强、敢打敢拼的品质特征，机敏勤奋、敢于创新的禀赋天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九头鸟”是楚文化的标志，其滥觞于立楚之前茹毛饮血的时代，塑形于楚国八百年筚路蓝缕和开疆扩土时期，锻打于春秋风雨和战国硝烟之中，潜化于秦汉交替和楚汉对峙阶段，儒化于两汉以来，涵养在唐宋以降，积千年之精蕴底气，聚楚材之文韬武略，勃勃翩然，生生不息，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凝聚。

“九头鸟”从荆棘蛮荒之地起飞，背负历史的载重、文化的印记，栉风沐雨越千年，赓续远航渡无边。相信在中华文化的天空里，“九头鸟”会飞得更高远、更坚定、更稳健。

（原载《散文》杂志海外版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