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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以鸟兽之名》音频：进度条00::27后退15秒倍速快进15秒

“它们一定都在暗处散发着光芒，在瞬间照亮过我”

——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读札

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教授

一

年的8月上海书展期间，我与孙频，以及青年评论家项静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有过一次三人谈，三人谈的议题是孙频的中篇小说新作《我们骑鲸而去》。对谈内容后整理以《时光洪流中，我们如何骑鲸而去》为题发表在《文艺报》年11月2日。回想那次的对谈，孙频的发言有两点给值得注意：其一，孙频坦言她年以后的小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那一年，孙频写出了后来被不少评论者视为其个人写作史重要节点的中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其二，孙频认为《我们骑鲸而去》，“其实小说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我想开拓一种新的叙事空间，在小说的形式上，也希望把小说的空间打开，所以我会在里面加入一些东西，比如说加入一些副文本，把小说空间从‘一个面向’变成‘两个面向’。希望它变得深邃一点、深沉一点。”现在看，迷恋空间，确实是这两年孙频小说的新生长点。虽然她之前的小说多的是县城与城市之间的移动，但这两年的空间迷恋既瞩目平行和等级的不同空间的转场，同时，深入查勘空间内部肌理和空间史绵延。

这次对谈之后，孙频在《钟山》年第4期发表了《骑白马者》，在《收获》年第2期发表《以鸟兽之名》、《十月》年第2期发表《天物墟》，后以《以鸟兽之名》为小说集总题于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审美逻辑看，《我们骑鲸而去》，与其后的《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是一个延长线的自然结果。

《骑白马者》，叙述者“我”对几成废墟的“听泉山庄”故地重游。“听泉山庄”的前身是阳关山木材厂，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因为木材逐渐被钢筋水泥代替,商品房开始代替自建房，木材已难有销路，木材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富商田利生投资建设的“听泉山庄”也由于资金不足等缘故搁置，终成一堆废墟。而由阳关山木材厂到“听泉山庄”，再至无人问津的废墟，也基本是众多原先居住在阳关山的山民离开此地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一时期，阳关山形成了指涉“自我”的修复，众多动植物由此获得了生机。“我”在山林漫游之际，就眼花缭乱于阳关山中繁多的动物：狗、蜜蜂、红角鸮、花豹、苍鹰、萤火虫、山鹛、松鼠、马、蝮蛇、小飞蛾、红纹腹小鸮、青鼬、大花鼠、鸟儿、猪、狍子、山鹛、啄木鸟、褐马鸡、斑鸠、云雀、金雕、红嘴山鸦、金雕、黑山羊、白绵羊、花豹狗熊野猪、褐马鸡、珍珠鸡、孔雀、赤狐、猫头鹰、乌鸦、锦鲤、大喜鹊、麻虎（狼）……人类离开栖息地后山林充满寓言色彩的自我修复，也出现在《以鸟兽之名》与《天物墟》两篇小说。《以鸟兽之名》的“我”随游小龙、游小虎两兄弟回到阳关山，就感慨于“不时有各种层次的绿色撞进我的眼睛里，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丰肥的绿色，眼睛居然都有些适应不过来”；《天物墟》里“我”负责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故乡晋西北深山的一个名为“磁窑”的小村庄，也体悟到“在天黑下来的那一瞬间里，我忽然在天地之间感觉到了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空间，人世之上和苍穹之下的一重空间，苍茫，辽阔，巨大，大得足以庇护万物。也使得身在其中的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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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以鸟兽之名》被看作是孙频为故乡而写的“阳关山传”，但迥异于当下随处可见的将山林虚构成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激烈冲突矛盾的存在，以“生态文学”为名目的小说，无论《骑白马者》，抑或《以鸟兽之名》《天物墟》，孙频都会有意识地突出阳关山在历史演变脉络里留下人类的印迹，显现人类在早期文明与自然界和睦相处的景象，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孙频又试图彰显阳关山在人类离去后异常奇妙的修复力量，印证阳关山内嵌的自主性。阳关山与人类一样，都是充满生命力的，都在经历着现实层面与历史层面的成长。

某种程度而言，小说集《以鸟兽之名》聚焦的阳关山，又似乎可归类于孙频在年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对谈提及的“新的叙事空间”。作为“新的叙事空间”的阳关山，其深层次意义恰恰在于自身不是单质化、狭隘化、极端化的地理空间，相反，它能够以极大的包容度承载着人类居于其间的日常生活，而在人类离去后，它又成为各类动植物栖息之所。而像《骑白马者》提到的“马”“蜗牛”“豹子”“游鱼”“贝类”“螺蛳”，《以鸟兽之名》提到的“海兽”“蜻蜓”“大飞蛾”“看门狗”“大乌鸦”“熊”“喜鹊”“候鸟”“牛”“鸟”“鱼”“蜈蚣”“大猫”“飞鸟”“大鸟”“水草”“莲花”，《天物墟》提到的动植物与散落各处的历史遗迹碎片，不仅指涉阳关山丰饶的物产与久远的岁月痕迹，同时这些现实存在物也包含着意味深长的历史喻指。换言之，孙频在《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三篇小说里直指的阳关山，一方面呼应着现实时空存在的地理方位坐标；另一方面，孙频将阳关山艺术化地构建为包含历史普遍性的典型性场域，个体与群体因阳关山而得到滋养，而在他们离去后，阳关山留下了这些滋养的印迹，同时，阳关山又在自我的修复中滋养了更多的微小生命。

孙频所言指的叙事空间从“一个面向”变成“两个面向”这一角度来看，小说集《以鸟兽之名》涉及的三篇小说，都源于特定的因由从而使得叙述者重返阳关山，漫游人类曾经赖以生存尔后又散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叙述者在此过程中的追寻，不仅是对现实维度当中人类离开后的阳关山所进行的勘探，也是对于“现实”如何延展成为“历史”的不竭追问。值得注意，叙述者漫游山林之中，其记忆的回溯、现实的遭遇与指涉未来的成长之间，又构成了另一组充满张力的结构关系。它们因阳关山而生，而阳关山的“山林生长史”也同相关个体或群体的记忆图景息息相关。

电影《幽灵公主》剧照，图文无关

二

小说集《以鸟兽之名》里，山林在人类离去后的自我修复，又以“墟”的形态方式进行投射映照。如《骑白马者》的“听泉山庄”废墟、《天物墟》的各类历史遗址遗迹，等等。关于“墟”，孙频本人的态度在《骑白马者》中已有所揭示：“抽完一根烟，我站起来，抬头看着夜空。这星光下的废墟早已脱尽了肉身，骨骼林立。所有过往留下的残垣断壁，与这原始森林交错生长在一起，在荒野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就是那种一切变成废墟之后奇异而无法言说的美。”而事实上，孙频提到的作为个人写作史重要节点的中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尾声处，就出现过有关“墟”的颇具意味的书写：“黄昏将至，人群渐渐散去。他们两人站在那里还是久久不肯离去。废墟里飞出的灰尘在血色夕阳里如游鱼一般，正出没在他们的鼻息与唇齿之间。”“墟”是山林进行自我修复的证明，而同时其又升华为一种具有复杂的美学意味的遗址与寓言。

“墟”首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剩余物”。这一“剩余物”格式化和形式感，但同时“墟”也是对象化的精神结构，继而“墟”成为“一个更大的东西来庇护自己”。《骑白马者》作为叙事支撑的“听泉山庄”就是“墟”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小说，“我”打探“听泉山庄”与其前主人田利生期间经过的“苍儿会”“岭底”“山水卷”“柳树底”“木瓜会”“佛罗汉”“青岸”“葫芦村”“杏坛村”“花前村”等地，其实都是被阳关山庇护的“墟”。纵然时移世异，山上的多数山民离开了这片祖辈生于此养于此的土地，但继续留在阳关山的人们却依旧承袭着阳关山山民的过往传统。“我”遇到的老井、刘天龙、杏坛村的两位老人、老田和他以拉偏套为谋生手段的女人……他们与他们所处的时空构成了阳关山另一种形式的“墟”。他们“不变”的日常生活不仅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关于阳关山演变轨迹的历史隐喻。在小说集《以鸟兽之名》的三篇小说里，孙频以看似迥异却又具有逻辑关联的隐秘小道，复现各式各样的“墟”，而这些“墟”不同于我们常规经验对这个名词的狭隘理解，因为孙频笔下的“墟”具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游离当中显现且存在下去的。

至于“墟”之于山林，其一，显而易见是依存/被依存的关系，其二，“墟”是山林的一类突出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的集中体现。《骑白马者》有如此叙述：“在我看来,我出生的大山与任何地理上的划定都没有关系，它是隐藏在空间里的空间，是存在之外的存在,古老、坚固、缥缈。”尽管从空间特征层面，山林与“墟”都是封闭的；但从时空维度来讲，山林与“墟”又是不断演变的，具有开放性和转换性。《天物墟》的老元对“我”讲道，阳关山在春秋时期“根本就没有山，而是一大片古泽，浩浩荡荡，水天一色”，这显然有悖于很多人关于“山林”与“墟”的直观印象。而在形成过程中，山林与“墟”都有各自遵循的守则。《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不约而同地点到了“如何看待时间”这一议题，但小说牵扯出的“时间”又不完全是现代性规范下指认的“时间”。《骑白马者》的“老田”，衣食住行都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容不得丝毫改变，而“老田”遵循的“时间”又似乎不等同于“山下”世界的“时间”；《以鸟兽之名》的大足底小区居民从大足底村迁徙而来，但他们不能适应“山下”的时间，因此屡屡产生时间“用不掉”的苦恼。而其中部分女性潜伏于超市，也是源于“主要是这种感觉类似于上了一天班之后的成就感，踏实，满足,手里小有收成，时间也得到了及时的利用。时间用不掉也是个大问题”；而《天物墟》里老元与他收藏的古代文物，以及老元休眠所用的红木柜子则共同构成了另一种时空的运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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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并无意于将山林与“墟”演绎为纯洁无垢的世外桃源或是现代性标准下贫瘠落后的空间象征，她所深入的是阳关山与“墟”的复杂性。对于《骑白马者》涉及的“拉偏套”这一“古老的营生”，孙频并未通过叙述者“我”旋即作出某种世俗伦理道德层面的评判，因为“拉偏套”是属于“山林”的“世界”里一种特殊但又得到认同的生活方式，而相关种种也构成了山林或“墟”的秘密。孙频在这部小说集里聚焦的阳关山，就如同作者有意设计的舞台，借着主人公的山林漫游，各色人物景象相继登场、说话。孙频作为小说家的责任是将多数人未曾体验或预料的人物言行与情感态度展现于前，而与此同时，孙频想要标示的是，尽管这样的生活也许超出我们的认知经验范畴，但他们的的确确存在着，发生着，构成了另一群人所维系的“世界”。

三

现在来看，之所以很多论者，也包括我，将年及这一年的中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视作孙频个人写作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节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孙频逐渐从原先所执的那种极端化的视野路径与美学准则当中脱离出来，继而，她开始意识与捕捉在个体“生猛酷烈”命运之外的更为辽阔的“世界”。在《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我们骑鲸而去》（）等，孙频都立意于“异境”的构建，即“日常的大多数”以外的特殊人物、特殊时刻、特殊时刻、特殊事件，以及这些耐人寻味的“特殊性”如何贯穿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世人情。

《以鸟兽之名》山林或“墟”之外的“闯入者”在回到由写作者搭建的特殊场景下所接受的启蒙教育。《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三篇小说，都是借由第一人称“我”的视角重新观照自己一度远离或不曾到过的地域。《骑白马者》“我”重返已成“墟”的“听泉山庄”，并因打探田利生而游历阳关山各村庄；《以鸟兽之名》的“我”为了探求旧友的命案真相前往大足底小区调查，由此与自阳关山搬迁至此的山民（这其中就包括游小龙一家）形成交集；《天物墟》是“我”护送父亲骨灰回到磁窑，因缘巧合下作为协助者记录老元口述的“阳关山史”。假如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指向叙述者（同时也是阳关山之外的“闯入者”）“我”的启蒙，其一指向知识层面与观念层面。除去上文论及的“时间”问题，货币交易、社群交往、家庭结构等方面，阳关山之上自有其不容改变也不易改变的规矩，这些规矩冲击着叙述者“我”与“我”背后的现代文明。《以鸟兽之名》写阳关山的山民搬到山下小区后，最初对于“金钱”没有任何观念，肆意挥霍钱财，终在陌生的环境里发生了种种令人扼腕的人伦悲剧。这是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方面，山林或“墟”在人离去后，获得了修复，愈发繁茂：

游小龙也看着窗外，轻轻叹息道，你看，就算没有水库，山民们也会慢慢都迁移到山下去的，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也为了生活得更方便些，再过几年，这些山村可能慢慢就都空了，慢慢地就被森林化掉了。

但与此同时，阳关山的山民在进入“平原”（即指现代性与城市化语境共同塑造的时空维度）后却难以适应，无法清晰认知“自我”所处的位置与溯源，失掉了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而《骑白马者》的“我”在阳关山各村庄里犹如田野调查式的探访，《天物墟》“我”跟随老元的游历体验与老元对“我”具有古典意味与抒情性色彩的教化，都是试图接近另一种空间坐标当中的“另一个世界”。不过这种启蒙教育并非对应的是全新的时空，而是自人类文明之前就已存现、但又被众人遗忘的脉络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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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山及其中“墟”构成的启蒙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很多都市人因受现代性经验逻辑主导而缺失的部分。三篇小说里的“我”在阳关山（或是同阳关山山民的接触）所获得的启蒙教育，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这种趋于传统（甚至是回归原始）的教育，逸出了自二十世纪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下的观念态度。三篇小说牵扯到的繁复的动植物名目、《天物墟》四处散见的遗迹遗址，都是通过具体的“物”引申出某段幽微历史的起始与辗转，其最终落脚点则是“人”，是人怎样与他人，怎样与自然万物共生互存的问题。与之相关的是，三篇小说以“我”回到阳关山、漫游阳关山、思考阳关山为叙事主线，从而在形而上层面着重考量人如何借助自然的智慧、历史的智慧获得真正的精神自足。

而从结构层面进行考察，三篇小说在框架设置上具有值得言说的相似性，“山林”之外“少数人”的“逆流而上”是主要的故事起因。而《骑白马者》“我”要找寻的田利生与神秘人深夜在“听泉山庄”废墟内讲述的“城市骑白马者”故事、《以鸟兽之名》年少好友的死亡疑云与游小龙一家所不愿示人的隐秘、《天物墟》无故失踪的老元，这些秘密最终烟消云散，但正是源因追寻这些隐秘背后的真相，阳关山“闯入者”原本受固有经验与认知立场导向的“世界”不断清晰、不断拓展。

由此来看，小说集《以鸟兽之名》在主题结构上具有组诗特质的“反复”，又是作者孙频有意为之的。对于阳关山及其中栖息万物的反复寻访，引发了个体关乎山林世界的诗性触摸。而对于山林世界的勘探，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探访者的精神疑惑、情感块垒。故而，相较于孙频早期小说主人公（尤其是女性主人公）的那种执着，甚至可谓决绝的姿态，晚近以来的孙频似乎更愿意让其小说世界的人物在自己设置的某种特殊场景氛围下，同某种现实的未知性或历史的未知性相遇。与之相对的事，孙频又将人物的情感线索隐藏起来，如同《以鸟兽之名》里游小龙、游小虎的母亲。她年轻时自外省被迫来到阳关山，经历了种种悲惨际遇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家乡话，将自己装成哑巴、聋子，但其有意遮掩的真相又在“梦”这一暧昧的时空显现：

我母亲跑过两次，都被捉了回来，一个外地人想跑出这大山去，几乎不可能。我猜测她就是从那个时候放弃了说话的权利，开始时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为了赌气和斗争，到后来，她可能发现不说话其实也挺好的。在一个山村里，所有的傻子、疯子、哑巴、聋子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会获得一种不同于正常人的生存权。而且把自己的家乡话藏起来之后，可能也会减少她的孤独感，到后来，她可能就真的忘记怎么说话了，只是一旦去了梦里，她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游小龙母亲于现实与梦境截然相反的言行表现，其实也是很多山民在离开阳关山之后出现的精神变化的缩影，“为了适应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们被迫让自己长出了一身新的血肉，只是这语言,却如一层坚固的沉积岩留在最底下，无法腐朽，也无从掩饰”。而探访阳关山的历史线索与岁月痕迹，就是在揭示那“一层坚固的沉积岩”（因此孙频在《以鸟兽之名》《天物墟》里会频频塑造出执意为阳关山作传的人）。如此，阳关山这处有限的时空，在现实与历史、想象与体验的交织下，演变为一种具有精神喻指的对照物，个体“世界”的趋于充盈，正是在山林与“墟”的探索与思考之中得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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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鸟兽之名》诸篇在情节设置上有意为之的“反复”，以及将山林与“墟”作为异境时空，其最终观照的是人的审视与反思。现代性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裹挟下的观念认知在阳关山往往是无效的，而借由阳关山及其中栖息的万物，孙频投射向的是历史文明的回溯维度，即传统。在传统的视阈下，自然万物原本就有其根深蒂固的命名方式、生存形态。应看到的是，孙频放弃了将“阳关山传”设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而是通过三篇在结构层面具有呼应关系的中篇小说去频繁强调某种诗性人生的逝去与复归的潜在性。而在具体写作中，如《骑白马者》，孙频对于“我”为何如此执着地找寻田利生并无详述，包括这篇小说尾声处通过他人之口讲述的“城市骑白马者”秘闻，都具有易产生多重联想的神秘色彩。此外，如《骑白马者》《天物墟》结尾处“我”所见的疑似是田利生、老元的影像都是充满模糊感的，是不确定的，但又是强烈的，是极易打动人的，这也是当下孙频追求的极为明晰的审美诉求。孙频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罗昕专访时就谈到：“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埋着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很深地打动过我的那个点。这个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件事，可能是一种目光，可能是一句话，它们一定都在暗处散发着光芒，在瞬间照亮过我。”那些看似歧义晦涩的部分，缠绕汇织为每个人独属的“世界”的重要细部。小说里的“我”可以是特定的单数，也或许是一类群体的代名词，而这也是《骑白马者》《以鸟兽之名》《天物墟》命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山林，都有一座“废墟”，记性的惯性趋势可能将之遮蔽、摒弃，但一旦记忆的火光照亮这些角落，人会发现内心的“山林”与“墟”并没有暗淡下去，它们依旧存在着，贮藏着每个人的秘密，以此昭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三篇小说的主人公在阳关山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是在重探隐于阳关山的沧海桑田，也是逐渐和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人、自己内心世界的块垒和解的过程。

当然，孙频不同时期的精变不是抛却和替代的新陈代谢，而是旧我生新我的积累和前行，一种向未来不确定和可能性敞开的写作。故而，今天的孙频，她的精神根须依然从《我曾经草叶葳蕤》之前汲取养分，那种肉身投入、自我燃烧的将写作与自身血肉、精神和命运休戚与共地关联，一定是孙频爱惜和频频回望的过往——比如以异常冷静的笔法推演人性的极限，但她不再让人物因苦难、欲望而彻底扭曲、无望，相反，那些在幽寂月光下缄默不语的废墟，那些兀自生长的动植物，那些依循自己生命轨迹而行而居而眠的阳关山山民，赋予了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作为失败者形象的“我”以及更多的“我们”以独特的力量，从而应对汹涌而至的时代。被赋予的力量可能来自于暗处，但其在被点亮之后成为了“我”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支撑点，也构成了孙频文学创作“逆流而上”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