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任用酷吏，要大杀四方，杀掉很多盗贼，能在短时间内保持社会稳定，但从长时间来看，还是不能维持社会稳定。尽管酷吏杀人很多，也能得到皇帝的支持，为什么皇帝会支持他们？

民间人们犯上作乱的根源在于皇帝那里，没在酷吏身上。汉武帝时期，四处开边，穷兵黩武，挥霍无度，早就把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致使国库亏空，遇到天灾人祸，各地流民四起，先是乞讨，后是聚集抢劫，啸聚山林。汉武帝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封建统治者从来不会认为自己错了，错的只能是老百姓。于是，他任用一些酷吏治理，同时派兵剿杀民间起义的人们。在高压政策下，民间一度出现短暂的和平时期，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为了维持这一状况，汉武帝颁布了《沉命法》，规定凡是有盗贼而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没有全部捕获的，从太守到小吏，负责人都要杀头。如此一来，地方官员都尽心尽力，毕竟责任已经和官职进行了捆绑，不得不去尽职尽责。不过，时间长了，官僚们就会串通一气，报喜不报忧。民间还是有盗贼，只是官府不管了，上报的时候说没有盗贼了，四海升平，也就能升官发财了。皇帝不会到民间考察，只会通过官僚的上报获得消息。于是，官僚瞒报，皇帝被蒙在鼓里。

朝廷并不会对地方十分信任，要任用酷吏治理。酷吏们都崇尚峻急刑法，狂捕滥杀，倒也能维护一方的安宁。酷吏们并非贪腐之辈，而是廉洁奉公。酷吏赵禹家无食客，别的高官到访，他从不按照礼节回访，目的在于断绝所有的社会关系，就可以严格执行法律，甚至一意孤行了。酷吏张汤一生杀人很多，权势极盛，但他死后，家产只有五百斤，而且都是得自皇帝的赏赐。他们都严格执行法律，对一切不服从法律的人们都要强行逮捕，甚至杀掉。即便是皇亲国戚和豪门贵族不遵守法律，也照样被酷吏们法办。济南有三百余家组成的豪族，横行无忌。酷吏郅都一到，立刻抓来首恶杀掉，吓得豪门贵族胆战心惊。他执法从来不避贵戚，皇亲国戚见他都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酷吏义纵上台后，逮捕了犯了法的皇太后的外孙，依法办事。而义纵本来是强盗，得益于皇太后的提拔，才由强盗转为官员，即便如此，他还是要依法办事，并不为私人关系而徇私舞弊。义纵担任襄太守时，将狱中犯了重罪的二百余人和私人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日捕杀，一时震动地方，无人敢犯上作乱。还有王温舒担任河内太守时，提前预备好五十匹快马，布置在河内到京城的驿站。他一到任就大肆搜捕不法家族，连坐的一千余家，罪大的族诛，罪小的直接杀掉。而他往京城报的文书，两天就批复下来，传到河内。如此一来，他杀人就很多了，甚至要跨越州县，到别的地方捕杀。

酷吏杀人很多，而且要严格遵循法律。而所谓的法律，就是皇帝颁布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皇帝并非不知道酷吏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用强权镇压地方，要消除暴民，起码让地方平安一阵子。其实，根本没有达到长治久安。酷吏的滥捕滥杀，一点都不次于秦朝的族诛和连坐，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可是，皇帝没有认真想过，地方上频频暴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仅仅靠酷吏治理就能达到目的？

当然不是。酷吏也有自己的心思，大肆捕杀暴民，也包括豪强贵族，势必会遭到豪强贵族的报复，但有皇帝撑腰就不怕。不过，皇帝并不对酷吏百分之百信任，只是那他们当成了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让他们打压了不法的豪强贵族，稳定了统治秩序，再用新的酷吏取而代之。只要有酷吏招致太大的民怨，就会被皇帝派来的新的酷吏取代。酷吏宁成任地方官时，人们都很惧怕他，称他为“乳虎”，谁也不敢惹他生气。而酷吏义纵到任后，宁成所在地的地方官不顾宁成反对，前来迎接，还将宁成抓获。武则天时期，任用酷吏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杀人很多，利用诬陷、控告等手段，杀害不少无辜的大臣。一天，武则天收到一封迷信，说是周兴要谋反。武则天大怒，要来俊臣严查这件事。来俊臣请来周兴，邀他一起喝酒。在喝酒期间，来俊臣问周兴：“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周兴说：“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来俊臣找来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对周兴说：“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周兴惶恐，叩头，招了罪过。

还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杜周有自己的想法，遇到皇帝想打击的人，他就想办法治倒；遇到皇帝想释放的人，他就长久关押，不处理，慢慢显露出冤情，也就释放了。有人质问他，说他不依循法度，只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岂不是有损法律的权威，有损公平？他说：“法度从哪里来？前头皇帝定下的为律，后头皇帝定下的为令。各当其时而为是，有什么不变的法度！”杜周几乎得罪了大汉朝廷所有的官员，也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但他却可以安然退休。看来，酷吏遵循的法度就是皇帝的心思，而不是真正的法律。遵循真正法律的酷吏大多被皇帝利用，甚至最终被清算，还不如杜周明智，得以善终。

说到底，酷吏背后站着的是皇帝，酷吏要为皇帝办事，而不是严格遵循法律。还是家天下那一套，还是秦朝那一套，只是在一些地方实行，没有扩展到全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