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吕鹏

少在乡下，读书甚勤，夜修晚归，一近“柴门”便“闻犬吠”，慈母守候，闻声迎归。心存高志，犬吠鸡鸣，唤醒早读，晨光熹微，余将狗阿黄、鸡阿花幻想为黄犬、苍鹰，吟诵“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自勉。现在每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梦里依稀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卓然迥异于“六畜”等其他的家养动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人类与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亲密关系，凡人类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史就是人类“与狗同行”的历史。

狗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南庄头遗址所见家犬右下颌）

所谓动物驯化，是指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社会或象征的目的，控制动物的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人类和驯化动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但猎犬在狩猎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东周时期，猎犬的实际用途发生改变，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猎犬也成为随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南阳王庄东汉墓所见畋猎画像石）

河南舞阳贾湖发遗址发现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表明狗在距今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科学家对银狐所进行的现代驯化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

（清代郎世宁绘《十犬图》之十“雪爪卢”）

（原文刊载于2月22日人民日报文化遗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