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江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局部之一）中国画年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言：“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在美术创作中，画家对于“优美”境界的掌控往往极为困难，因为大多数人理解的“优美”容易流于物象表面的“漂亮”，如果对于美的理解停留在这样肤浅的外在层面，那是不可能真正抵达“优美”的境界。人物画家于文江的作品，在整体审美气象上隶属于“优美”的审美范畴，但他没有陷入或滑向“甜俗”的危险境地，这不仅得益于他对于艺术思想和真善美的追溯，而且与他在创作中主动融入诗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有着唯美气质的画家，明确地追求“新、精、美”的境界。“融入诗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历史上也早有记载，苏轼曾评价王维的绘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传统文人画更明确提出了“诗书画印”的结合。但在现当代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在写实主义绘画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工笔人物画家借助模特写生和照片等方法解决了写实性塑造的问题，写实表现能力远胜古人，随之而来的是不少画家热衷于刻画物象外在的形体、比例和结构，并一度演化成为当代工笔人物画坛中广为流行的创作套路，久而久之，运用技术来表现物象的外在特征的创作模式泛滥成灾，以致于工笔绘画作品在当今展览上越来越多，优秀作品反而越来越少。这暴露出审美缺失下以“技术代替思想”存在的明显缺陷。如何将诗意的融入与写实性技法完美结合，这成为当代工笔人物画家必然面对的重要课题。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当下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甜俗的图像化被当成“优美”的倾向并越来越流行，重“质”的外在形式效果的塑造，缺“文”的精神内涵的支撑，作品的表现力必然显得疲软。想要完整地呈现出“优美”的境界，那么外在形式语言和内在审美内涵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确立。于文江能够在其工笔人物画中融入诗意，绝非仅是一项简单的追求精致的技术问题，而是源于他的深刻思考及他对审美境界的内在追求。他是一位很能静得下来的艺术家，每年都会花不少时间外出写生，到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他以自己独特的新视角去发现美，并以富有个性的造型、色彩、形式去创造美。作品《心飞扬》（年），是他新疆写生得到的创作，在辽阔的草原上，母亲带着孩子张开双臂像展翅飞翔的苍鹰一样快乐地飞翔，她们的心在帕米尔高原上飞扬，飞向外面的世界。他以谨严的造型，细腻入微的塑造，温柔的深情，娓娓地描绘出一幅浪漫诗意的宁静世界，表达了帕米尔高原母子寻常的日常生活之美。从整体上看，于文江对于诗意的融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于文江长期致力于女性题材的表现，其中涵盖了民族女性、都市女性、乡村女性以及女性人体等。诚然，女性人物相比其他题材更容易让人产生优美的感受，但如果只是看到女性的外在形体之美和面貌之美，那么显然是偏离了审视于文江工笔人物画艺术价值的路向，因为他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他对于美丽形象背后的美好心理乃至“静”的境界的审美观照。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在缝补衣服的少妇，还是在织布耕作的农妇，都全身心地投入劳作，呈现出一种心神专注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朴实而纯粹的美感，这正是于文江作品得以拨人心弦、激发共鸣的核心与关键。其次，于文江工笔人物画的“优美”也源于他近距离地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他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中提炼美感并融入诗意，“看似平常却奇崛”，显示了他艺术语言的独特之处。在情境氛围的营造上，他善于通过画面的构图、背景的渲染以及物象结构的塑造来凸显主体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在刻画人物眼神时，能“大胆落笔，小心收拾”，将人物的精神精微地表现出来，进一步使得人物处于视觉中心的主体位置。因此，虽然有人认为于文江的工笔人物画属于“美人画”的审美范畴，但我认为，他的“美人”题材绘画更多是在讲述一种知性之美、智性之美和优美之美。于文江也创作了许多主题性的人物绘画，例如《聆听风吟》（年）、《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年）、《碛口遗韵》（年）、《迁徙》（年）等。这些作品在表现内容上包含有宏观叙事和生活抒写等不同层面，但在绘画语言上，他仍然是以融入诗意的方式加以呈现。即使是涉及到较为沉重的历史性主题，也是哀而不伤，贯穿于绘画的主要情感仍旧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心境。所以说，于文江的工笔人物画中饱含着“诗与远方”的希望和向往，既没有完全陷入低沉的悲伤，也没有流于表象的艳丽，而是在真正意义上专注于刻画人物的内在精神。于文江是一位具备根据表现主题而选择表现方式的实力派画家，也有着得心应手地表达独立思想的强大能力，更是一位敢于突破自己的画家，他年参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主题展览”时创作的作品《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就是一个新突破，这幅作品的构图采用了大开大合对应三角的透视关系，将中国传统的写意画与西方写实造型、焦点透视和谐地融合起来，上下两个三角对应点的处理，让观众在众多的人物中能一眼看到童年的马克思，天空是亮的，马克思脚下的路是没有阻挡的，同时，通过描绘报童、卖花女、贵夫人、马车、劳苦大众等40多个人物形象，以及突出描绘马克思孩童时期经常玩耍之地－－特里尔城地标性建筑的大黑门，再现了19世纪初马克思童年时代的德国社会现状。王平：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