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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荣宝斋
李苦禅像
“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付诸于文字,往往属文人造境自喻所惯用的典型。一生颠沛流离饱受黍离之痛,却始终身怀家国天下的诗圣杜甫,即曾写就多篇题画鹰诗,如《画鹰》《姜楚公画角鹰歌》《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王兵马使二角鹰》《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二首》等。往往以鹰之威严形象,比喻铁骨铮铮之谏臣,期许明君能任用贤能,匡扶帝国基业于将倾。其后的文学创作涉及到“鹰”句,也多是取类似象征意味寓意于文字之间。
吉祥图案之英雄独立(野崎诚近著《吉祥图案解题》,日本昭和十五年平凡社再版,年)
“鹰”的形象,付诸于纸绢,由文到图,其视觉内涵,实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往往取其英雄独立、卓尔不群之势。由日本学者野崎诚近所著《吉祥图案解题》中,即将鹰的形象,赋予“英雄独立”“英雄斗志”等人格化气质。
高剑父枫鹰图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徐悲鸿松鹰图cm×.5cm
徐悲鸿松鹰图64.5cm×cm
在学术研究者的视角之中,不同的时代,“鹰”的视觉形象,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具体内涵。如蒙元时期所呈现的许多鹰隼图像,实际是以其构成狩猎文化的符号,“蕴含蒙元统治者讲求武备之深意,从而维护蒙古旧俗,标示草原游牧民族的善武性格”。而在学者宋后楣(Hou-meiSung)的一系列明代宫廷“鹰画”研究中,则指出宋代时将“鹰图”尚且作为一种猛禽图像,到了元代时,则成为野蛮的入侵者或者隐退的士人象征。时至明代,由于鹰的发音同“英雄”之“英”,因此往往象征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帝国领导者。延至民国,鹰的形象也多取褒义,画家绘鹰,多取振奋民族精神之意,以表征其强国意志。如高剑父、徐悲鸿、张书旂等人即擅于绘鹰言志。
清八大山人双鹰图85cm×cm
齐白石松鹰图33cm×cm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也是画鹰高手。齐白石盛名为“花鸟草虫图”所湮,实际他也擅绘“鹰图”。齐白石画鹰,受八大山人影响较大,但其用笔用墨,较之八大山人更加趋于简略写意,变冷涩为柔和,变犀利为温厚。傅申先生曾经指出“其一般画鹰之作,多用大笔,亦重墨韵,而鹰爪则喜用双勾”。齐白石绘鹰,一般分两种笔路,一为自创简略写意一格;一为摹写简化八大山人绘鹰法一脉;如现由中央美术学院收藏,于一九三五年呈于国立北平艺专展览会的鹰图,一九五〇年赠予毛泽东的鹰图。“在风格上,此画之鹰与一般白石画鹰颇不相类;再看鹰爪所立之大石,在披麻皴上加许多横点;在石的右方,有小枝横出下垂,枝梢四五散点。这样的风格,令人立刻想起八大山人来,而不是白石的本色。”
李苦禅霜柿秋鹰图93.5cm×cm
李苦禅于一九二三年秋拜齐白石为师,至一九三〇年离平赴杭,长伴齐白石左右达七年之久。李苦禅何时开始研习雄鹰题材难以具体考证。但以拜齐白石为师时间,和目前所见其较早以鹰为题材的创作时间推断,当在一九二四年左右。李苦禅现存较早以鹰为主题的画作,为一九二五年所绘《霜柿秋鹰图》,此作纵三百四十八厘米,横九十三点五厘米,尺幅巨大。画面布局较满,比之齐白石构图尚简特质截然有别。画中绘柿树两株,枝叶缠绕,红柿及柿叶、树枝画法,肖似齐白石风格。枝干之上秋鹰矗立,鹰嘴、鹰眼及羽毛画法,有略参西画光影立体效果的表现手法,尾部重墨涂染,视觉效果还是略显生硬。此作为李苦禅较早的大幅鹰图创作,但是就画面的整体掌控能力来看尚显稚嫩,画面主次不很分明,秋鹰头部的描绘,尚有标本写生的僵硬感,匮乏生气。整体看笔墨放纵有余而收敛欠佳,尤其垂下枝干的描绘,在笔墨层次上也稍欠分明,疏密布局与位置经营尚有值得推敲之处。此时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只有两年不到,即能绘如此巨幅,且尝试如此复杂布局,其初出茅庐的无畏勇气,极为值得肯定。
一九二七年,《晨报》副刊《星期画报》,刊载李苦禅“松鹰”一幅,其画作下方署名尚为“李英杰”。有编者按语道:“李君号苦禅,画学白石而能变化,在艺术大会中佳构甚多,最得好评。”此处“艺术大会”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由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艺专前身)所发起举办的北平艺术大会,大会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声势颇为浩大,李苦禅此时能参与其中,实则已是对于其画艺的肯定与认同。
齐白石松鹰63cm×cm中央美术学院藏
李苦禅松鹰图61cm×cm20世纪60年代
李苦禅此幅《松鹰》,较两年前《霜柿秋鹰图》相比已判若两人。画面布局疏简,单取枝干一二,以写意笔法描绘,雄鹰立于枝上呈回望姿态。笔墨简略粗率,颇有形不到而意到的意趣存在。画面整体章法布局及掌控能力,以及笔墨与形神之间的分寸感拿捏非常到位,雄鹰描绘已摆脱标本般的生硬质感,显现出某种生气与英气。此作与齐白石的《松鹰图》比照,李苦禅实际已经窥得其师精髓。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并非亦步亦趋,间有自创其间。齐白石一般绘“松鹰图”中的松石,多取简笔断笔、圆笔,用墨较淡且以侧锋薄擦为主。李苦禅此幅中的松枝用墨浓重,用笔则以长笔、方笔居多,行笔中锋间以侧锋,左侧两枝干从画幅之外垂直而下,与呈弯曲状的松树主干穿插而过,画面极富构成意味。鹰的躯干以饱含水分较多的湿笔晕染而成,在翅膀及尾部以墨笔略加勾勒收形,鹰的身挺拔之态顿显。此时李苦禅的“松鹰图”画,大体尚未脱离齐白石的藩篱,但是从笔墨及构图的细微处考察,又可看到出蓝之势。一九二九年,《华北画报》刊载李苦禅所绘《寒鹰》一幅,雄鹰兀自独立于怪石之上,间以寒梅数枝,从画面布局,到鹰与石的细节描绘,均可看出李苦禅此时对于笔墨的掌控力,已经达到比较自如的状态,虽然整体看其用笔还是略显“紧”和“实”。
李苦禅竹石栖鹰47.8cm×.5cm
一九三〇年李苦禅离平赴杭,任教于林风眠执掌下的杭州国立艺术院,其鹰的画风也由此大变。以一九三三年所绘《竹石栖鹰》审视,则已形成自家面貌。雄鹰身体根据体型变化,用大小不一方向不一的淡墨墨块加以表现身姿的饱满圆润,利用饱蘸水分的墨笔,在宣纸上自然流动所晕染出来的肌理效果,体现雄鹰羽毛的蓬松厚重效果,鹰嘴及鹰爪直以方笔勾勒,劲健之足与犀利眼神神态毕显。竹石用笔迅疾,间以侧锋略施皴擦,再加巧妙利用浓破淡或淡破浓之墨法所绘大小不一墨点,潇洒写意间竹石雄鹰的人格化气质彰显无疑。此作布局也取奇险之态,在纵一百六十点五厘米,横四十七点八厘米的狭长空间中,李苦禅于画面下方整体留白较多,取空灵势态,雄鹰与竹石密处集中画面最上方,所费笔墨最多,但是通过巧妙的方笔、直笔及竹石的穿插纵横,使得画面整体看却并不显头重脚轻之感,层次分明布局和谐。其时李苦禅的鹰图,已然摆脱齐白石画风影响而上追八大山人,且加以自我独创,融合自身早年西画熏陶,逐步冶炼实验,形成了焕然一新的松鹰图式。李苦禅在后来的松鹰画作中用笔更加放纵老辣,大面积湿笔淡笔晕染与中锋勾勒,大斧劈间以略施薄彩,笔墨酣畅淋漓,行笔用墨收放自如,尤其强调画面的构成意味。在浓与淡、重与轻、方与圆之间的分寸感,拿捏极为娴熟精妙。就雄鹰图像而言,终形成豪迈豁达纵横恣肆的一代新风,也使鹰的形象由传统画法走向了现代表达。
在李苦禅写给弟子的信中曾经提及:“……第二问题,常用中锋,执笔壁直,便出两边淡中浓现象,以上是常常作画作书之自然经验耳。至潘老作画构图与我作法均一系列者,昔在杭州同事,我能速写新奇构图,确我创作出不少,不觉不知间大家便吸为公共运用矣。”在跟随齐白石左右间,李苦禅学到了大写意的画法与画贵独创的创新精神。在西子湖畔的执教生涯,沉浸在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之中,李苦禅与潘天寿等年轻画家相互学习切磋,在中西画学的陶冶之间踯躅独行,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自我心性的画鹰之道。针对自我绘画的创新历程,李苦禅自己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总结陈词:“清秀其中,浑拙其外。谨严其内,宽舒其表。大处着思,细部留峭。色浓墨饱,不事干渴。若得精微,守此规条。平气静思,落笔准狠稳。舒展丰润,脑无古今人,自然雄奇新。常以小作大,便是陈出新。不使成定规,自无膠柱琴。”
李苦禅手稿28cm×39cm
李苦禅红楼梦联句29.3cm×96.8cm×
鹰的寓意,从谏臣到英雄,从英雄到英主,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均承载着时代与绘者的特质与期许。对于李苦禅而言,他善绘鹰喜画鹰,更多地是个人自我心性气质的图像表达。由一介寒门子弟而至名家桃李,再到艺专教授,终成一代风骨,其间所遭遇的辛酸荣辱,诚如其自言“我在人事间曾遭遇崎岖,数数险决而未及亡而有今日者”,靠的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毅性格与强韧精神。无论是秋鹰、寒鹰抑或松鹰,实际大多为能文能武的李苦禅内心深处的角色外化与心理表达。而杜甫的那首诗,也正是李苦禅面对自我的跌宕生涯与艺术畏途,所表现出来的澎湃气度的最佳写照:“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文\张涛)
李苦禅双栖图61cm×61.7cm
李苦禅山岳钟英cm×cm
李苦禅万里一击中66cm×cm
李苦禅远瞻山河壮cm×cm
李苦禅松石双鹫图69cm×cm
李苦禅梳羽图45cm×96cm
李苦禅远瞻山河壮68cm×cm李苦禅纪念馆藏
李苦禅明日双鹰图55cm×cm20世纪60年代
李苦禅唤母归来迟45.5cm×69.5cm
李苦禅松石苍鹰图68cm×cm20世纪60年代
明林良雪景鹰雁图cm×cm故宫博物院藏
年,李苦禅画的《渔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