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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检察日报戏剧《三堂会审》剧照。公元前年秦灭六国后，在皇帝之下设置三个最重要的官职，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官僚政治的基本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严密的三院制，其监察制度还有一个特点是御史参与司法审判，重大案件皇帝“则诏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这延续到明清，人称“三堂会审”。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凡“三法司”参与审判的称“三司会审”，也习称“三堂会审”。汉初百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立法已改秦律苛政，守法兼顾法意人情，吏治蒸蒸，黎民艾安。然《资治通鉴》记载：为打击宗族势力、外戚、地方豪强，抑制诸侯做大，维护中央权威，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为此，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汉初掌徼京师的“酷吏”10人，酷行种种，触目惊心。司马迁将惯用严刑峻法的酷吏分为两类：郅都、张汤类，用法严苛、抑强扶弱、不避权贵，虽为酷吏，亦称豪杰；周阳由、义纵、王温舒类，执法极致、用刑酷烈，往往波及无辜。在司马迁看来，法治与政治不可分裂，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因“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致七国之乱，亦为酷吏无疑。1.对郅都、张汤类酷吏，司马迁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郅都直行法治，一心为公，酷而不恶。《资治通鉴》记载，郅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史载汉景帝时曾发生“野彘事件”：汉景帝的贾姬如厕时，被野猪闯入，汉景帝示意郅都前去搭救，郅都不为所动。汉景帝欲自持兵救贾姬，被郅都拦下说：“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窦太后闻之，赐郅都金百斤。如果说郅都在“野彘事件”中强调的是顾全大局，维护的是皇权社稷，那么郅都在济南灭豪族人三百家，郡中不拾遗，“己信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则是履职尽责、奉职守节。至于张汤，司马迁认为，其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奏事被谴即检讨，如遇上（皇帝）意，则说是下属为臣计议，然制动和援引法律文深苛刻。张汤小时候就开过“审鼠庭”：对盗肉老鼠百般拷打，写出口供和笔录，宣判罪名，碎死堂下。对口不能言、证不能举的老鼠来说，程序公正也不过是个过场，然而其文书之齐全、言辞之老练、程序之完备，其父直感叹天生是干廷尉的料。汤虽酷，却廉，然由于奸猾，被三长吏共证自杀，死后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家人欲厚葬，汤母曰：“汤唯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尽案杀三长吏。张汤虽得善名，然《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令张汤治大农令颜异之罪，张汤首创“不入言”之“腹诽罪”，以致“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亦谓之“腹诽心谤”。张汤因诬而死，死后正名，而郅都终因治罪宗室贵戚而无得善终。汉景帝儿子临江王，扩建江陵宫殿，侵占宗庙获罪，郅都不许其写书谢上（汉景帝）。魏其侯窦婴与其书，临江王上书后自杀。窦太后迁怒郅都。后郅都被汉景帝拜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郅都，画像令骑射之，俱不中，见惮如此，至郅都死都不敢迈进雁门关。然窦太后仍愤怒不止，汉景帝曰：郅都忠臣。太后怒曰：临江王非忠吗？随斩杀郅都。对于另一类酷吏，司马迁直言不讳其暴虐无行。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俱在二千石列的官员汲黯和司马安与其同乘一车，只能半个身子侧坐。义纵，少年时尝为群盗，为定襄太守，掩捕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一旦捕获，罪名即“为死罪解脱”，一日皆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少年盗墓为奸，为人谄，以恶为治，善事有势者，无势者视为奴。有势者，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辱侵。治理河内郡时，杀戮至流血十余里，以致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司马迁总结认为：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国家赖其便。司马迁甚至肯定认为，有的虽残酷，但斯称其位，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根据“刑起于兵”“兵狱同制”沿革发展，司法官吏的“酷”是有其兵的历史渊源的。著名的政治文集《尚书·舜典》即有“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的记载。“士”乃斧钺，军人的必备武器，后来也成了官称。而对于酷吏造成的后果，司马迁认为：自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资治通鉴》记载“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效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2.与酷吏相对应，史记《循吏列传》还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循吏”5人。循吏，司马迁认为是“奉职循理之吏”，“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司马迁颂扬西汉张释之不阿权贵、奉法守理时道出了心中典范：“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循吏列传》记载了楚国令尹孙叔敖“施教导民，上下相和，政缓禁止，吏无奸邪”；鲁国宰相公仪休“不与下民争利”，“见织出好布而家妇逐”，害怕穷人家的布卖不出，提出了“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的哲理反思。司马迁尤其肯定了楚昭王国相石奢坚直廉正，尽忠尽孝，纵父逃亡后，自己伏诛而死；晋文公时期的李离坚守“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信条，因听信错误的口供而杀人的“过听杀人”，自己伏剑而死。于司马迁而言，见惯了揽功诿过、文过饰非，鲜见引咎自责、主动伏法，寡见舍生取义、以身护法者，这类循吏耿介拔俗、潇洒出尘，奉法之风，山高水长。《史记》70列传，仍有大量列传没有纳入循吏列传范围的“能吏”，比如：“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讷於言，敏於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等，这些列传强调的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思想，主张“哀矜折狱”。“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弄清楚犯罪的实情，怜悯他们，不为查清案件而高兴。《尚书大传》：“听讼，虽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明代丘浚进一步解释为：“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怜民之无和；勿喜者，勿喜己有之能也。”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列传一样彪炳史册、光照河汉。老百姓普遍认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汉之名将李广兵败受审，也难面对舞文弄墨的小吏：“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司马迁举感慨悲愤之笔，专为酷吏循吏做列传，不是简单的比对，而是出于对政治权力和皇权制度的深刻思考。在行刑合一的古代，官吏无法把握司法权的正义性、谦抑性和行政权的无限性、扩张性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在皇恩浩荡、朕即天下的生杀予夺之下，他们自身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切以君主旨意为准绳。因此，有的甘愿充当皇权第一摧折豪强的隐刀打手，以一套严密的逻辑规程，混淆视听、指鹿为马。酷吏减宣在审理“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时，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酷吏杜周，奉诏逮至六七万人，属官捕获增加十万余人，“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点明了酷吏和循吏的执法本质：“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酷吏唯严，以刀削为能事。“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循吏坚守法理。司马迁褒扬郅都、张汤类酷吏，是因为他们刚直不阿、洞烛其奸的正直品性。孔子也常常以直誉人，如“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有道无道，都像箭一样正直，后人称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直为直矣”，直在其中。《资治通鉴》曰：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东汉哲学家恒谭曰：“夫贤吏正士为上处事，持法宜如丹青矣。”丹青者，指朱红色和青色两种颜色的调和运用，一般特指坚贞不渝、不阿权贵，春兰秋菊的高洁精神。3.《吕刑》提出了“非终惟终在人”，孔子也提出“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点。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亦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曰：“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因此，“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莫能守”。为政在人，良吏在德。《后汉书·仲长统传》：“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苟使财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错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资治通鉴》“臣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苟不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王阳明在《王文成公全书》中提出了任用四种人作为执法官吏：“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之人，“至公无私之德”之人，“易直仁厚之长者”与“秉性刚直之人”，“守一定之法，任通变之人”。依《尚书·洪范》说就是“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在制度上，宋朝王安石提出大索天下之英良之才：“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朱熹则认为：“州郡小大之狱，往往多失其平，”虽逐级报审，“不过受成于州县之县狱，”上级只看案牍，“使其文案精备，情节稍圆，则虽颠倒是非，出入生死，盖不得察也……是故欲请庶狱之源者，莫若遴选州县治狱之官”。朱熹注意到了县狱谳案水平低下，文过饰非，提出逐级遴选的办法。许慎《说文解字》曰：诉者，告也；讼者，争也。无论“断狱”，还是“听讼”，犹如孔子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王阳明承续孔子的无讼思想，主张“上些上些，下些下些；重些重些，轻些轻些”的格物致知，认为轻易诉讼是可耻的行为：“荒尔田亩，弃尔室家，老幼失养，贫病莫全，称贷营求，奔驰供送，愈长刁风，为害滋甚”，强调乡民之间宜讲信修睦、礼让谦和、守望相助，不应因微末之事而兴词讼。他辩证地劝告一对争讼父子：“舜虽大孝，却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瞽叟虽屡屡虐待舜，却是世间最慈祥的父亲”，父子两人反躬自省，相抱恸哭而去。奉公执法、直法行治的“酷吏”也好，奉法守理、以身护法的“循吏”也罢，或者是刚柔相济、宽猛相调的列传好吏，无论他们是否做到了“不可盛怒临之”“不可严刑加之”的衡平，“必备两造之辞，必合众人之听，必核其实，必审其疑”的公正，或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镇静，重要的是注重德治教化，明德慎刑，免去铁窗斧钺、缧绁之忧，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尚书·大禹谟》曰：“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施刑是为了无刑，诉讼是为了无讼。《后汉书·仇览传》记载：陈留县令王涣听闻仇览以德化人，不罪无讼而化人为孝，说“得无少鹰鹯之志邪？”，难道你没有鹰鹯威猛之心志吗？仇览对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鹰鹯虽猛，不如鸾凤惠风和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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