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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是战国名士李斯写下的一篇名文，事因秦王嬴政对在秦客卿下达逐客令而起。大规模驱逐客卿究竟原因何在？当真是因为韩国客卿郑国阴谋以修建水利工程拖累秦军东征而起吗？这里头会不会别有隐情呢？

这是一条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的人工河渠。清澈的泾水自陕西泾阳县西北的匏口注入渠道，跟随着上古工匠们的凿子和铁锤迸出的火星，顽强地穿越北山，逶迤东去。在绵延里的旅途中，它不断裹挟那些南向的支流，汇成一股输血的大动脉，最终注入了北洛河。

《史记》说：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

这是一项堪与都江堰比肩的伟大的水利工程。但正像它那些隐于群山之间的草蛇灰线的足迹一样，这条象征着秦帝国征服天下的雄心的河渠还暗藏着另一个没落政权的垂死挣扎与阴谋诡计。史载：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中略）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公元前年，也就是秦王嬴政登基元年。此时的秦国早已羽翼丰满，就像一只正要振翅奋翼的苍鹰，用双眼犀利的寒光扫视着六个匍匐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山东国家。

最先感受到杀气逼人的毫无疑问就是都于新郑的韩国。只要秦军东出函关、利剑出鞘，韩国必是头一个血洒平陆的战败者。为能苟延残喘，韩国派遣治水工程师郑国入秦，说服秦王开凿一条自泾注洛的大河渠，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项大工程能够很好地改良关中平原上贫瘠的盐碱地，并最终为多达四万顷良田提供充足的水利灌溉。

可私下里，韩国人心知肚明：这么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旦上马，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将是天文数字，届时秦军东征的脚步势必受郑国渠的拖累而被迫放缓，韩国也就能藉此续命了。

这个阴谋的中途曝光惹得秦王嬴政勃然大怒。就在得知内情后的第一时间，嬴政下达了一道严令：

会韩人郑国来闲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闲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史记·李斯列传》

鉴于客卿郑国阴谋阻滞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再加上保守的秦国宗室大臣受郑国渠事件的刺激，排外情绪高涨，秦王嬴政决定将所有在秦客卿一律驱逐出境。

司马迁说，被逐的客卿名单中就有后来的宰相李斯。为了谏阻嬴政的这一冲动的决定，李斯批逆鳞、犯龙颜，斗胆上书陈情，这才有了后来名垂史册的《谏逐客书》。

可还是这篇上书，还是《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却又对李斯上《谏逐客书》的原因做出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解释：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中略）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一段记载同《河渠书》及《李斯列传》中保存的“郑国渠事件”传闻在事实经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李斯列传》说秦王政下逐客令，事在元年即公元前年；而《秦始皇本纪》则认为这道逐客令的下达时间乃在10年后的公元前年。

《河渠书》及《李斯列传》将秦王逐客归因于客卿郑国阴谋以修渠工程阻碍秦军东征；而《秦始皇本纪》则说秦国之所以大规模逐客，是因为长信侯嫪毐谋反受诛，审讯叛党分子的过程中，相国吕不韦与嫪毐的利益输送关系被揭露了出来，因而激怒嬴政，下令逐客。

司马迁对这两种秦国逐客的解释不置可否，并行存录。但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要索解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大规模地蓄士养客并不是秦国本土自发形成的风气，而是山东政治风俗的影响所致。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秦王嬴政的相国吕不韦本是卫国巨贾。他不但做买卖，还做政治投机。吕不韦将秦王嬴政的父亲，那个出质赵国的秦国公子子楚视为奇货可居，慷慨资助他营求嗣君之位，终于在子楚即位后入秦拜相，成为秦国政坛一人之下的新晋权贵。

子楚在位三年而崩，吕不韦又继续辅佐他的幼子嬴政，并以“仲父”的名义代掌国事，成为秦王政初年秦国实际上的发号施令者。

因为早年长期活跃于山东，吕不韦受齐、赵等国政俗的浸染很深。当时各国的名公子如齐孟尝君、赵平原君等都招揽了大批门客，组织起庞大的势力集团以介入国内甚至是国际的政治博弈，这让政治投机商吕不韦深感震撼。晋位相国、执掌秦政之后，吕不韦正是亦步亦趋地沿着战国四公子的故辙在秦国大规模蓄士养客的。

并且，他显然不甘心做一个具体而微的追随者，而更存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较量之意——吕不韦命门客集论以成《吕览》，意欲压倒山东名士荀卿。要知道，荀卿曾在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即稷下学宫的负责人），执游士之牛耳。压过荀卿的声望，吕不韦的用意怕是要藉此向天下宣示，游士麋集的中心将自齐国临淄转移到秦都咸阳来了。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年仅13岁，朝廷里的大事小情悉数交付相国吕不韦来打理。直到九年后的公元前年，举行过冠礼之后，嬴政才实际接过秦国的最高权力。

在这之前，尚未亲政的嬴政是不可能下达逐客令的。退一步说，即便他下达了逐客令，只要一手促成游士入秦的相国吕不韦仍未失势，这道逐客令也不可能生效，当然也就轮不到李斯上《谏逐客书》了。

另外，从《李斯列传》保存的这位传主的仕宦履历看，向秦王嬴政上《谏逐客书》也不可能发生在秦王政元年：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中略）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中略）秦王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上述记载显示，楚人李斯是在秦庄襄王驾崩，嬴政继位的那一年才来到秦国的。因为相国吕不韦招贤纳士，李斯便首先投入他的门下，做起了相府的舍人。在相府得到吕不韦的赏识后，李斯经相国的安排入宫为郎，又转为嬴政的贴身侍从。此后李斯官运亨通，由郎而长史，由长史而客卿，一路高升。

司马迁明确说道，是在晋位客卿之后，李斯才向嬴政提出了那篇《谏逐客书》。

假设嬴政逐客事在元年，乃因郑国修渠事件而起，显然李斯不可能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从相国舍人到秦王客卿的四级连升，所以逐客令的下达只能发生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年）而非元年（公元前年），事由该是吕不韦罢相，而非郑国作渠。

参考文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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