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的钟声已经敲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牛已经和人类开启了若即若离的模式。以至于很多现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中文语境中，“牛”是极少数只作为褒义词使用的词汇。能有如此殊荣，自然不是随便炼成的。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华夏古代青铜器，素以庄重典雅之造型、繁褥神秘之纹饰，而充满了一种狞厉之美。它们许多是以礼器为主的庙堂之器，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但亦有一些小巧可爱、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动物造型圆雕器。其彰显出娇小玲珑、憨态可掬、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在威严神秘的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另一侧面。适逢我国的生肖牛年，这里笔者介绍的，就是商周两汉至清代的一些牛纹青铜器。在商朝，牛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品，牛骨还可用于贵族日常的占卜活动。牛在当时是高居于神坛之上的。因此，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很多“牛尊”，有些牛尊很可能就是当时某些重要的祭祀活动中的载体。商朝时人们喜欢喝酒，因此酒器甚多，如果说酒器中的神器，那非觥莫属！觥存世时间最短，商晚期开始出现，西周早期就逐步被严格礼制而控酒的周人废弃，年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一句觥筹交错，又让此神器名扬天下！一般觥的造型，或为纯动物形，或为动物合体形，具有祭祀功能和陈设功能，不同于商晚期新型的动物形的尊，觥配有大的盖子，掀去盖子，则是有大形流的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牛形铜觥（复制件），现存于炭河里青铜博物馆，高14厘米，长19.8厘米，壁厚0.2厘米，牛首及背为它的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口。它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它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通过那些以牛为主题的青铜艺术品，来了解“牛”是怎样炼成的。惹不起的战神性情温和、任劳任怨，对于在书本上认识牛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牛身上撕不掉的标签。但迄今为止安阳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亚长牛尊”却不会给人一丝一毫这样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湘潭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出土的猪尊，也是类似情况，而且周边还放置了一些防潮用的细沙。“献给天地”的说法从侧面得到了佐证。商代牛形铜觥，出自商代朝晚期。觥是古代的一种酒具，腹部椭圆，上有提梁，下有圈足，且大多数还配有勺子，可以用来添酒。时至今日“觥筹交错”还能让人们想象出昔日欢娱的场景。商代牛形铜觥，长为19.8厘米，高为14厘米，壁厚仅0.2厘米。体现了多年前高超的青铜器制造水平。牛背上有一只精致的器盖，盖子的提钮，就是一头骊虎。它的虎头向前探视，虎身略微弯曲，像一支离弦之箭，虎尾微微上翘的细节，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是体现当时年代和背景的重要特征。这件商代牛形铜觥，周身密布华美的纹饰，其中地纹是云雷纹，而主纹则是凤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等多种纹饰混杂。这件文物刚刚被发现，就被确定为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这不仅在于其杰出的艺术水准，更在于它是当时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型青铜酒器。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考古界有句很著名的俗语”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马踏飞燕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识，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作为与马踏飞燕齐名的文物，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的牛虎铜案地位可见一斑。虽然同为上世纪60年代出土，但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比东汉时期的马踏飞燕“年长”几百岁。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虎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作为古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民族风格。更为难得的是，牛虎铜案中牛的造型不是野生状态下的“圣水牛”，而是黄牛。对于此前只在历史典籍中存有只言片语的古滇国，牛虎铜案对于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有人认为牛虎铜案中牛的形象是来源于印度的“瘤牛”，这又是为什么呢？最牛存钱罐贮贝器是滇国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它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具体入微地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在今天，牛被作为财富的一种象征，而牛作为古代最强大的生产工具之一，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存贝币的容器，它出现是以大量的海贝存在为基础的，而滇国海贝在很程度上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云南和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它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文化枢纽。鉴于古代交通条件之艰难，滇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这也是贮贝器出现的客观前提之一，同时也是“瘤牛说”出现的依据。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有一牛、五牛、七牛，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八牛贮贝器是目前发现的牛最多的贮贝器，堪称“最牛存钱罐”。“老资格”国宝在艺术品鉴赏领域，有一种观点：制作出来的时候就价值连城的才是“国宝”。尽管这个标准不能全面概括“国宝”的概念，但却可以为出自战国时期的“错银卧牛青铜镇”的“国宝”资质做出最合适的注脚。相比几千年前的供桌、酒壶或者存钱罐，制作时就已经是“天子贡品”的错银卧牛青铜镇，当国宝的日子显然要长出上千年。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不再具有礼制的内涵，大多数成为日常生活用器。年在江苏邗江县出土的错银牛灯（图16），高46.2厘米，长36.4厘米。全器分为灯座、灯盏和烟道三部分。灯座为一头牛的造型，低首俯视，体型肥硕，神态憨厚又不失威武稳重。灯盏外观似一个圆亭，基部为灯盘，外侧有一个扁平的短把手，可以转动灯盘来调节光照的角度。镂空的菱形灯罩也可以转动启闭，能够随意控制灯光的方位和亮度。烟道为一个弧形圆管，从牛首顶部伸出接于灯盖顶端，产生的烟气通过烟道进入牛腹。在牛腹中储水可以溶解烟气，这样便可避免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除了灯罩外，通体装饰有错银的云纹，还有龙、凤、虎、鹿腾跃于云纹中，灯盖后侧外还装饰有一只振翅翱翔的苍鹰。显然这件器物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使用的，而是贵族享用的高端奢侈品。牛年已至，千百年来，牛性情温和，任劳任怨，是人类的好伙伴。但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却展现了一头令人生畏的野生水牛。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长牛尊，在灯光下泛着幽幽青光，只见牛角弯曲有力，四足粗短壮实，牛头前伸，双目大睁，牛口微张，一看就不好惹。“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通高22.5厘米，长40厘米，重7.1千克，生动展现了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说。尊，出现于殷墟时期，沿用至西周早期，是一种青铜酒器。通体遍饰神性动物纹样的亚长牛尊，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青铜器的鉴赏及分辨：1、锈色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审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定有铜腥味，因为千年古铜的无铜腥味的；还可用热碱水洗刷，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2、手感和声响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得就要引起注意了，当然，这全凭经验。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3、花纹和款识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则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则清新活泼，富于生活气息，秦汉重实用，花纹少且不及前代精细。另外，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图案内容的改变来推断、判别。至于款识，则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磔体；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还有形似蝌蚪的“笠斗文”，以及图案化的“鸟虫书”；战国金文字体大金不考究，但也有字体竖笔引长下垂，末端尖锐的“悬篆”雏形；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掌握了这此若一件号称三代时的铜器上却出现了小篆字体，那就笑话了。另外，还可根据铭文字数的多少、内容来判定。4、铜质与器式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是底，若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足底若已伪制了铜色，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例如钫，钫是方形，盛器，是国末期出现的，若其按三代作工、锈色制，为伪品。再如鼎，各代皆有，但若有盖、短的鼎则不大可能是三代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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