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统治者一直实行开放互利的对外政策，“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各国使团、传教僧、探险家、留学生、技艺人、流亡人士等风拥云集，齐汇唐土。

其中在唐人数最多的是商旅，唐朝文献典籍对来唐的异国商旅有“商胡”的称谓。专家学者对“商胡”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集中在史学方面，事实上，唐诗中留存了大量纷繁浓烈的“商胡”形象，写作视角新颖独特，意蕴丰赡。

一、各式发色，碧眼青眼，高鼻深目，“商胡”极具异域风情的外貌深深吸引了唐代诗人

异国商旅最吸引唐人注意的，便是“商胡”身上浓郁的异域风情。猎奇心理强烈的诗人们主动将其融入自己的笔端，从“商胡”的头发、眼睛、鼻子和皮肤等入手，创造了唐诗中生动形象的“商胡”形象。其中头发是“商胡”身上最吸引诗人们注意的部位，也是“商胡”异域风情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首先是对发色的描写，“商胡”的头发有紫色的，如“紫髯深目两胡儿”、“紫髯供奉前屈膝”、“狞色虬紫须”等；有黄色的，如“黄须康生酒泉客”、“长鼻黄发拳”等；有红色的，如“黄金拳拳两鬓红”等。其次，胡人的头发还具有卷翘的特征，“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

再次，“商胡”的发式也是诗人表现的对象，如“玉螺一吹椎髻耸”“发美童年髻”等。这些新颖奇特的外域发式与唐人雍容华贵的传统鬟髻大为不同，颇受唐人的喜爱。但胡人发式也并非皆受青睐，如“圆鬟无鬓堆髻样”等。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是今人对眼睛之珍视的明证。在唐代，中原文化欣赏的是“秋水”般的黑色眼眸，而在唐代诗人笔下，“商胡”却有着“碧眼”、“绿眼”和“青眼”，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异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使唐代人一直对“商胡”保持着神秘感与陌生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诗人将“商胡”的眼睛与“梵”“玄”相联系，赋予其奇异色彩。二，诗人以“商胡”之眼代喻苍鹰之眼，如“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高鼻深目也是“商胡”的显著特征。如“肌肤如玉鼻如锥”、“胡人高鼻动成群”、“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

唐代诗人对“商胡”不同于本民族的异域特征进行了丰富的描写和想象，展现了唐代诗人恢弘的胸襟气魄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追求利益，慧眼识珠，重义好德，“商胡”身上的美好品德能与侠士媲美

如果说对“商胡”形象的外在描写意味着唐人对异域文化的初步接纳，对“商胡”性格特征的解读则标志着异域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深度融合。唐人对“商胡”品性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追求利益的冒险精神

“滟滪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横黄金”。

杜甫在诗中奉劝那些往来于扬州与蜀地之间的“估客胡商”商团，江深水急舟航多险，当珍惜自身性命。海上风险难测，陆地亦不平安。

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时曾在新疆焉耆目睹过一场惨剧：

“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岸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欢焉。”

商胡行走天下，不仅要面对来自沙漠、高山、河流等自然界的阻隔，还会遇到贼寇的人为突袭。

“商胡”对于属于自己的财宝十分珍惜，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脱手，还创造出各种独特的携带方法，甚至不惜剖肉藏宝。如“舶主腰藏宝”和“胡得珠，纳腿肉中”等。

（二）慧眼识珠的超凡能力

“商胡”有识宝才能，多从事珠宝业。他们用琉璃、宝石、猫眼、象牙、香料等换取中国的陶瓷、丝绸、铜镜、金银器到海外销售。

珠宝香料体积小、重量轻，但是商业价值很高，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久而久之，“商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鉴宝经验，外人所不能识之宝物，多能被胡人辨别出来。如“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竞沦都。匣气冲牛斗，山形转辘轳。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

在“商胡”面前，唐人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中原腹地处处有宝，如“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这些被“商胡”视若珍宝、千方百计求取的物品，在唐人眼中不被重视，普通的唐朝民众都可以享有这些稀奇物品，而唐人的淡定与大气表现在知晓宝物真正价值后仍能安之若素。

（三）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逐利”的价值观念被越来越多的阶层理解和接受，传奇小说对胡商富有多金的夸大渲染便是唐代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显著表现。但唐代文人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创作时融入了儒家讲德重义等规范，使“商胡”拥有了重德重义、知恩图报、乐善好施等美好品德。

“商胡”虽为逐利来到唐土，但仍拥有有一颗心怀家国大义的心。《杜子春》中的波斯商人在杜子春穷困潦倒之时无偿相助，能与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侠士相媲美。

三、“商胡”真实记录了所处时代的社会潮流与文化现象，背后包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作为承载时代文化使命的唐代文人，通过“商胡”真实记录了所处时代的社会潮流与文化现象，客观地还历史文化以本原面貌。

唐朝政权实行全面开放，鼓励“商胡”来中国经商，“胡商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唐代传奇小说中时有“商胡”在唐生活数十年，临终前将自己的宝物或后事托付给值得信赖的唐人，虽是艺术创作却也源于日常胡汉友好相处的事实。

唐朝社会对于“商胡”给予了较高的认可与容忍，一些家产丰厚的“商胡”可以投身政坛。这些异族人旅居中原后，与汉人混住、婚娶，后裔也生长在中原大地上，改汉名、学汉俗，尤其是在习文儒礼方面，真正从文化上参与融合到汉民族中。胡汉人民和谐相处，异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相处融洽。

对“商胡”行迹的书写还原了唐朝“丝绸之路”的商贸实况。唐时来华线路虽有七条之多，但往来最频繁的只有两条。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凭驼马等搭载货物，越葱岭，穿沙漠、戈壁，经河西走廊到达长安。

唐代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汉人从事商业贸易，而对外却鼓励并欢迎胡商，这一政策为昭武九姓人控制丝路贸易的命脉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利用胡汉有别的政策空隙，沿“丝绸之路”向长安、洛阳进发，前赴后继。

而另一条通道就是乘坐本国的海船或中国商人的海船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南方的港口，再转道北上。“迢递天南面，苍茫海北漘。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建中之初放驯象，远归林邑近交广”等诗句见证了唐朝与海外诸国的商贸往来。

通过“丝绸之路”，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日渐成熟，周边及海外各国纷纷与唐朝建立了政治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国与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共同发展。

鲁迅先生曾言“唐室大有胡气”，陈寅恪先生也说“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代，异域风情、奇珍异宝、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涌入中原地区，使汉文化有了了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气息。

这种现实给文人提供了无限自由发挥的想象力，再加上“商胡”来华利多弊少的经济观念与儒家“以德统美”思想融入文学创作，多方作用下的唐代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商胡”形象。

任何先进的文化都需要不断吸纳外来文化、补充新鲜血液，才能具有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丝绸之路”的开拓为华夏文明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鲁迅全集》

《太平广记》

《杜诗详注》

《史记》

《唐会要》

《资治通鉴》

《唐大诏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