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电视剧中，包青天最为知名的，除了那张黑脸，大概就是开封府南衙倒座里的三座铡刀。

龙头铡铡皇子龙孙，虎头铡铡高官显贵，狗头铡铡一般犯人。

但凡看过《包青天》的，都是张口就来。

但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包青天的权力也太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身兼公安局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首都市长于一身。

也就是说，抓人、审讯、定罪、死刑复核、死刑执行，他都包圆儿了。

真不愧是姓包的。

这事说来其实是个笑谈。那么真实的历史上，封建王朝是这么行使司法权的吗？

肯定不是。

说起来这件事，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个赫赫有名的机构：大理寺。

看古装剧时我们经常会有疑惑，古代审案断案时一会儿是刑部管，一会儿是大理寺管，这两个部门职责看起来大差不差，那古代为啥不合二为一呢？

其实最初大理寺和刑部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既不叫大理寺也不叫刑部，而是廷尉。

秦汉时全国最高司法机关是九寺之一的廷尉，西汉景帝时曾改廷尉为大理寺，后来历朝历代反复改名，在大理寺、廷尉之间来回变化，直到南北朝时才基本固定下来。

秦汉时这个部门既管抓捕审讯，也管审判，可以直接判处死刑，权力非常大。

如果简单以现代机构对比的话，大致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合体。

如此集中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汉朝屡屡出现的临江王自杀案、戾太子造反案，都与司法权过于集中有关。例如临江王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愤慨。

汉景帝的儿子临江王刘荣犯了罪，被召到京师审问。当时主管京师治安的中尉官是郅都，他不由分说将临江王拘禁起来严加审讯，禁止他与任何人交通往来。

郅都是有名的酷吏，因为执法严厉，时人号为“苍鹰”。临江王还是个孩子，显然被这阵势吓懵了，他哀求郅都给他纸笔，想写亲笔信向景帝反映情况，结果遭到严厉拒绝。魏其侯窦婴闻讯偷偷送去了纸笔，临江王写下谢罪信，然后便连忧带怕地自杀了。临江王死非其罪，他的祖母窦太后极为愤怒，后来不顾汉景帝反对，找了个借口将郅都处死。

秦汉时的中尉实际上是廷尉在京师的分支权力机构。郅都居然有权将皇子拘禁审讯，而且连公卿大臣都不搭理，可见其权力之大。所以随着尚书台、省等行政机关的出现，特别是都官、刑部逐渐形成后，分割大理寺之权也就势在必行了。

隋朝确立三省六部之后，一度想把大理寺废除，改以刑部专领司法事务。

这又走上了司法权集中的老路，一些有识之士极力反对，才将大理寺保留了下来。隋朝的改革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大理寺和刑部的权力结构，即大理寺管审判，其余抓捕、审讯和死刑复核等职能都归刑部管。

唐朝时候还一度出现了三司会审，也就是御史台（最高监察机构）、大理寺、刑部三个长官共堂审理案件，三个不同机构共同参与重大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出现。后来的宋元明清诸朝也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这一制度。

隋唐以后处决犯人，各地司法部门定案后，先要报大理寺或刑部复核，极为重要或存在疑问的还要大理寺再审，才能确定某犯人是否可以处决。

所以民间传说中包拯身为开封知府，堂前大摆龙头、虎头、狗头三铡，一言不合便开铡杀人，这是基本不可能之事。开封知府和大理寺互不相干，绝不能代行其职责。

当然大理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能超出职能范围去行使刑讯职权。比如南宋著名的岳飞案，就是在宋高宗和秦桧的直接授意下，大理寺连抓人带拷打，从定案到处决一手包办，很任性很狂野，大不符合大理寺的惯常套路，这是皇权侵犯司法权的直接体现。

大理寺一直沿续到清朝。年，经著名法学家、清光绪朝刑部右侍郎沈家本极力建议，改大理寺为大理院，其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全盘效仿西洋法院机关。

虽只一字之差，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从此跨过了古代与近现代化的鸿沟，彻底将封建独裁式司法制度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