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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好的朋友,至今仍是人间典范
公元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
这一年,大唐两度换了新主人。
正月,在位27年的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当了皇帝,即唐顺宗。
八月,唐顺宗“内禅”为太上皇,他的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权力转移的背后,是朝廷精英的起起落落。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一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新政旋起旋灭,却对参与其中的人施加了毕生的影响。
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当时政坛最有名的新星,似乎一夜之间,就从熠熠生辉、奋发有为的年纪,迈入了黯淡哀愁的中年。
他们的苦难,刚刚开始。
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坠落了两颗政坛新星,却升起了光耀千年的文坛双子星。
人们喜欢说,天才成群结队地出现。对于中唐来说,更显著的特征则是:CP成群结队地出现。
现在最著名的两对唐代CP——白居易和元稹,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都是八世纪的七零后。
刘禹锡生于年,白居易也生在这一年。柳宗元比他们小一岁。元稹生于年,后来人称“诗奴”的贾岛也生在这一年。
还有个韩愈,比他们稍大一些,生于年,是个六零后。而更大的是五零后的孟郊,年出生。
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主要表现为流派纷呈。上面点到名的人物,就都是中唐诗坛的扛把子,在他们中间,至少形成了三个迥然有别的流派:元白一派,韩孟一派,刘柳也算一派。
单说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合称“刘柳”,是各种文学排行榜的常客: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号,人称“诗豪”,此外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杰”,与白居易合称“刘白”。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则主要在文章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他的诗其实也非常好,走陶渊明这一派的,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但赶上一个唐诗发展的新时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当然包括其他任何一个诗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个好的文学家,而是梦想着做一个好的政治家。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诗人并不是一个职业,做官才是。
▲刘禹锡画像,图源/网络。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经历太像了,以至于许多人读他们的传记,往往会把他们搞混。
像到什么程度呢?像到让人怀疑上帝有意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实验:同一段人生,赋予不同性格,会开出怎样不同的花。
他们在同一年考中进士。
那一年,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像两块磁石互相吸引。此后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心是粘在一起的。
他们都是家中的独子。
他们的父亲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去世,他们分别返乡丁忧。
他们分别经过了朝廷的授官考试。
他们分别在京兆府下面的县做官。
他们一起进了御史台。
插播一句,在御史台时期,他们一起结识了比他们大四五岁的韩愈,三人过从甚密。
他们本有可能从两人CP,发展成三人天团,最终因为不同的选择,韩愈与刘、柳虽仍保持终生的友谊,但中间有过误会,人生也完全错开。
▲韩愈画像,图源/网络。
这次选择,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站队。
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
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队到二王集团这一边。
在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关于这次贬官的缘由,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怎么看。
韩愈在诗中写过这样的话: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也就是说,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
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他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
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
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
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站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
他们的友情,是革命同志式的、牢不可破的友情。
▲柳宗元画像,图源/网络。
“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
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年)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至于“永贞革新”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无非就是施仁政、发布赦免令、夺取宦官的禁军指挥权、打击藩镇势力等针对中唐政治困境的举措。这些事情,换了皇帝也依然会做下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所说,唐宪宗虽然收拾了王叔文集团,用人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行政上有好些地方却是顺宗朝的延续。
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来得太快,传统史书对两名主要领导者王叔文和王伾进行了污名化书写,讥讽他们为“小人”,导致后世绝大多数人对这场革新的成员并无好感。
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前途无量,一定是唐代名臣。
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
他们当时是三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柳宗元语)的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
我们的历史一直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行动比结果更宝贵。
“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
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柳宗元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一个盛产蛇虫野兽的地方,那里再往西南就是广西了。
他是抱着痛苦赴任的,名义上是任司马之职,其实是作为朝廷官员的贬谪罪名,限定不能离境罢了。他天生是一个忧郁气质明显的诗人,心思细密,为人内向,常常想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就会落泪。
早年,他父亲柳镇得罪权臣被贬官,他去给父亲送行,父亲对他说:“吾目无涕。”虽然受了委屈,但父亲一滴泪也不流。父亲或许希望以自己刚直的精神,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的柳宗元,改变不了自己的忧郁和悲观,但他学到了父亲的刚直和勇敢。
他是一个正直、有骨气、有胆气的人。“永贞革新”那几个月,他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做官的人很多,但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
当王叔文失势后,大难临头,原先趋附革新集团的那些人巴不得赶紧作出切割。而柳宗元非常“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借着替王叔文之母写墓志的机会,大胆地赞颂王叔文,讴歌革新。
人在顺境中,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他的真实品性的;但在逆境中,在大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使穷途末路,依然固守节操和本分,小人身处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为。
柳宗元虽然忧郁和悲观,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到了永州之后,他暂住在当地的龙兴寺。
他开始写一些寓言诗,在诗中塑造褪羽的苍鹰、跛脚的乌鸦、待烹的鹧鸪等形象,它们都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窘境。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在表达什么。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柳宗元《笼鹰词》
他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站队到底对不对。他给友人写信,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思是自己年轻气盛太单纯了,才导致今天的下场。但他只是想不开的时候自责,从未责备当年一起践行政治理想的同志们。
在永州的第二年,他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匆匆赶回寄居的龙兴寺,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是一首越咀嚼越有味的小诗,很多人读出了柳宗元的清高,而我读出了他的孤独。
他太孤独了,理想破灭之后,只能偏居在远离帝都的小地方。或许只有来自朗州(今属湖南常德)的刘禹锡的书信,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温暖。
很快,传来了他昔日的同志、“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的死讯,加剧了柳宗元的愁苦。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怀念凌准,最后坦诚地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我写这首诗不仅为你伤悲,也为自己伤悲:
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
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
——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他“乐死而哀生”,羡慕凌准一死而得到了解脱,自己则还要在人间被万千忧愁与孤独包围。
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母亲和女儿在四五年内相继于永州病逝。他的女儿叫和娘,死时只有10岁,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请求不要把她葬在山上,她害怕那里有蛇虫野兽。那一刻,柳宗元凄凉而绝望。
30多岁的年纪,柳宗元已经衰病缠身,老气横秋。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早逝的病根。
他常常半夜失眠,或被噩梦惊醒,只好起来走啊走啊,走到了天亮。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直到在永州待了5年后,他才放弃了返回长安的奢望。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冉溪》
他开始流连于当地的山水。他从龙兴寺搬出来,在冉溪边筑室而居,有在此终了余生的意思。他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并用于自称。
也许是自嘲,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做到大智若愚。
▲湖南永州柳子庙,为纪念柳宗元而建,图源/图虫创意。
当柳宗元来到永州的时候,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一个跟永州一样僻远蛮荒的地方。
如果说柳宗元是一个忧郁诗人,那么,刘禹锡就是一个豪迈诗人。
他的性格恰好与柳宗元形成了互补。
虽然都是遭遇政治前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样的苦难面前,柳宗元的悲观映衬出了刘禹锡的乐观。
这个“没心没肺”的刺头,在离开长安之前就写诗表达他的心情,哪怕政治革新失败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一》
咏史以明志,他在诗里赞赏了汉代那位不愿抛弃旧主、趋附新主的任少卿,实际上是向世人昭示,他自己也是一个“心如砥柱”、绝不会趋炎附势的人。
跟柳宗元一样,身在贬谪地的刘禹锡写起了寓言诗。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寓言诗,处处在吐露和舔舐自己的伤痕,而刘禹锡的寓言诗,却像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依然举着长矛对准了他所厌恶的小人。
在他的笔下,革新集团的政敌变成了夏夜喧嚣的蚊子、飞扬跋扈的飞鸢、巧言善变的百舌鸟。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刘禹锡《聚蚊谣》
别看这些蚊子现在叮人吸血闹得欢,等到天气一凉,就要被象征光明火种的萤火虫(丹鸟)吃光光了。
其实,像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在朗州的日子也不好过。清苦贫寒不说,他的妻子薛氏在到朗州的第八个年头病逝,他只能一个人吞咽生活的苦涩,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子女。
他只有在给妻子的悼亡诗中,卸下他的铠甲,流下他的眼泪。
悒悒何悒悒,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
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刘禹锡《谪居悼亡二首》
短暂的低落和悲哀,不会掩盖他豪情万丈的生命底色。
他又昂起了头。像苍鹰等待搏击长空,像孤桐撑起一方天地。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以来,世人眼中的秋天都是萧瑟寂寥的。但他刘禹锡的秋天不一样,是孤傲的,是倔强的,是比春天更美的,是诗情画意的。
这条不屈的灵魂,就这样在朗州撑了10年。
▲湖南常德司马楼刘禹锡塑像,图源/摄图网。
整整10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相逢于返回帝都的路上。
元和十年(年),在宰相韦贯之等人的争取下,朝廷解除了对“八司马”的严苛禁令,将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召回长安。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长安。
柳宗元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欢快的诗之一: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然而,来不及庆祝,柳宗元和刘禹锡就遭遇了更为致命的打击。
他们回到长安正值春天,桃花盛开,遂相约赴长安城南的玄都观赏花。向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借赏桃花之事,写诗讽刺当朝权贵: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诗的表面是说,玄都观里这么多秾艳的桃树,都是我老刘离开长安的10年间新栽的。实际上,刘禹锡是把满朝新贵比作玄都观的桃花,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情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
这下捅了马蜂窝。
朝中大多权贵本来就竭力阻挠“八司马”还朝,便抓住刘诗“有怨愤”的把柄进行新一轮打击。
可怜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到长安还不到一个月,又同时被调任为边远之州的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实际上遭到了比10年前更为沉重的打击。
对于冲动惹祸的刘禹锡,柳宗元没有半句怨言,收拾行囊就准备前往柳州。
当他得知刘禹锡要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比自己的柳州更远、更蛮荒时,心思细密的他立即上奏,请求与刘禹锡对调任所,“以柳易播”。理由是,他不忍看到挚友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颠簸于西南绝域,希望能够稍移近处,让老人家少受点苦。
唐宪宗起初对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朋友义气很生气。幸好御史中丞裴度从中斡旋,好说歹说,终于使皇帝同意改授刘禹锡为条件好一些、距离近一些的连州(今属广东清远)刺史。
而柳宗元为了挚友,“虽重得罪,死不恨”的精神,至今仍十分感人。数年后,韩愈为死于柳州的柳宗元写墓志铭时,专门提到这件事并无比感慨地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有些朋友,平时吃喝玩乐,指日赌咒说绝不背弃对方,说得跟真的一样。一旦面临利害冲突,哪怕仅仅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一点点小利益,便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为朋友两肋插刀,说说而已;为利益插朋友两刀,真的如此。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啊。
韩愈感叹,这些人听到柳宗元的节操和义气,应该会感到一丝惭愧吧?
▲广西柳州柳侯祠,纪念柳宗元而建,图源/图虫创意。
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离开了长安,奔赴各自的贬所。到衡阳分别时,两个饱经忧患的老友老泪纵横。
一般人临别,互相写一首赠别诗就算情深意重了。而刘、柳分别给对方写了三首赠别诗。
两人在诗里约定:如果有一天皇帝恩准咱们归田隐居,咱俩一定要成为邻居,白发相伴,共度晚年。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时间最终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约定,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4年后,元和十四年(年),在柳州种柳树、行仁政、有口皆碑的柳宗元,再次等来了皇帝的大赦,但召他还京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他已经病逝了。
半生凄苦,年仅47岁。
同年,护送老母亲灵柩还乡的刘禹锡,在衡阳接到了柳宗元的讣告和遗书。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这个一生刚强的人,彻底崩溃了。
余生,他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柳宗元而活着。
柳宗元在遗书中,将他最看重的两件事——他的子女和他的著作——都托付给了刘禹锡。
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多年后,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让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字得以流传千古。
完成这些的时候,刘禹锡也垂垂老矣。
53岁时,他写下了经典名篇《陋室铭》。56岁那年,他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途经扬州,在一场宴席上,他与白居易不期而遇,顿时老泪纵横。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人老了,泪点低了,但他的倔强和精气神还在。
或许他只是在热闹的场合,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
回到长安,刘禹锡又去了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以前他不怕写讽刺诗,现在他更不怕了。若是再遭贬,他亦不后悔,不平则鸣,他依然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刘禹锡。
他坚信,柳宗元若还在,也会毫无怨言地开始收拾行囊一起走。
又两年,刘禹锡第三次被排挤出朝廷,或者说,是他自请外任苏州刺史。
史书说,刘禹锡晚年“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他一辈子不得重用,却凭借诗名,与朝廷大僚唱和往来,率性自为。
他一直活到了71岁,熬过了唐宪宗,熬过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熬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年)。
在临死前一年,他获得了检校礼部尚书的虚衔,但他还是常常念叨他的老友: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刘禹锡《岁夜咏怀》
年轻的时候,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柳宗元,被认为是大唐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然而很快就被残酷的政争,遮蔽了光芒。
尽管大半生颠沛流离,但他们都没有怂。
他们重新燃烧,用诗歌和文章,发出了更亮的光。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速朽的,他们知道。
我们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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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年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年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
阎琦、张淑华:《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唐都学刊》,年第6期
原标题:《史上最好的朋友,至今仍是人间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