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生命的杰作》，[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udigerSafranski）著，卫茂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3月出版，页，88.00元

我之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方兴未艾、纷至沓来的年代。

靡菲斯特的祝福

十九世纪世纪盛极一时的德意志民族祖述家学，把自身的传统追述到日耳曼人的口传诗歌。坊间假托查理五世之名笑曰：“朕用西班牙语向天主祈祷，用意大利语对女士调情，用法语和绅士寒暄，用德语调教朕的马匹”，就形象地勾勒了晚近以前德语的地位。对德语民族来说，十八世纪诞生的歌德和康德才是他们的时刻。所谓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非常贴合两位巨子之于德国文化的象征性地位。时至今日，德语世界的文科研究仍在继续对他们的无尽研究。几乎所有民族都自称历史源远流长，但即使是其中少数名副其实者，民族的文化记忆也往往是由个别时刻决定的，并不完全依赖虚拟的谱系。

相比长期因宗教原因而隐为敌国的东德（普鲁士）和南德（奥地利），歌德的家乡法兰克福所在的西德大抵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里的市场经济确实源远流长，被科塞勒克视为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之一。从黎塞留的大国崛起到俾斯麦的大国崛起之间，这一地区周期性被法国人所占领，所以此处的居民对英法的先进文化都毫不陌生。当出生在特里尔的马克思写下“莱茵河对岸的资本主义”时候，他在陈述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事实。

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战后哲学家想要为德国找到一条不同于宗教（南德）和军国（东德）的道路，对市民阶级曾扮演过的历史角色评价颇高。可如果细究史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市民阶级对历史的主体意识极其淡泊，四处充斥着攀龙附凤的庸人。他们一掷千金，只为了能与贵族同桌进餐。歌德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依靠继承早早实现了包租公的财务自由，在游手好闲之余把毕生的志向和事业锁定在贵族的荣衔上。在只得到了几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或曰监生之后，又把梦想过继为儿子的教育方针。

父亲对歌德的影响很可能超乎材料和语言的层面。之后的歌德虽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似乎并没有越出父亲铺设好的轨道。他的父亲六艺皆通，尤其注重督促儿子学习法律以求得晋身之阶。可一旦脱离父母，歌德就开始虚应故事。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涯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自幼便周旋于名流之中的歌德长期寄情于诗歌与交际，只有在考试前才强打精神死记硬背，并留下了一些痼疾和对他而言并不多见的精神抑郁的信件。

歌德肖像画

歌德最终未取得博士学位便草草收场。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的博士还不是学术生产线的螺丝钉，并没有漫长的履修年限要求。卡尔·马克思博士从入学到拨穗，只花了四年半。校方明码标价，让歌德一度有机会买来这一文凭，被他谢绝。美化者可以将之粉饰为钱锺书式的慵懒（钱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答辩，却没有申请学位），但歌德的真实经历似乎更接近《围城》的方鸿渐。

硕士毕业的歌德曾作为律师实习。那个时代没有口头审讯，争诉只能由律师笔谈，以至于当事人经常诅咒天杀的律师不讲人话。歌德关系过硬，无需为案源发愁，在这些申诉书和判决书中完全放飞自我，简直就是在为写作练笔。随后，他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帝国最高法院实习，按部就班走上了公务员之路。反正什么学位都殊途同归，这似乎更佐证了歌德不买文凭的英明决定。这段法律从业经历对歌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如随军记者丘吉尔。

歌德的才学虽然足以胜任律师和基层法官的角色，却始终缺乏兴致。父亲见寄托的抱负遥遥无期，失望不言而喻。可这样的教育真正失败了吗？不正是他高朋满座的客厅让歌德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吗？不正是他整日吹嘘年轻时的心灵净化之旅，把罗马视为祖传的拉萨，让儿子写出了《意大利游记》，让孙子最终也客死异乡吗？最重要的是，不正是他帮闲不帮忙的生活姿态，亲手将歌德送进了魏玛的袖珍宫廷，直到“倒贴贵族”最终出现在一代新人嘲讽歌德的讣告里吗？才华横溢的文青歌德在仕途上将应名点卯的法官歌德弯道超车，端赖父亲的身教。人的行为模式总是越过有限的语言直接传染，就像教养和身家首先见于举止点滴。念叨着“不要学我”的家长对语言的无力感到愤懑，总是要付出额外代价才能补救。

歌德的感情生活异常丰富，不时深陷女性的魅力之中，让他觉得有必要书写这些受压抑又轻佻的情绪。维特如作者本人，是个多愁善感的情种，郊游和自杀的念头也有迹可循。不过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称之为自传是绝不合适的，尽管歌德一生都被不停地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歌德笔下人物的原型总是杂糅着他几位朋友的故事，更因为他的独白书信体释放了文学中的私密的个体性。歌德后来的作品大都如此，虽有作者的经历可参照，却也不愿放弃诗学的流畅和瑰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时人找到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爱洛漪丝》，而世人则找到了属于现代人的恋人絮语。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当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尽管此前此后歌德都有不少佳作问世。即使纵观整个人类文学史，取得如此国际性（欧洲性）声望的作品都屈指可数。从年到年这半个世纪，德语区的阅读人口翻了一番。在这个“墨迹斑斑的时代”（席勒语），身处斗室的读者缺乏社交，只能在文学的叙述中亲历恢弘。没有人比维特那些失魂落魄的独白和自我放逐更贴合他们激荡的内心。他们狂热地供奉这位写出他们心声的文学天才，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小国魏玛的年轻公爵。

入世的浮士德博士

一夜成名的歌德习惯了处于舞台中央，文学上的奉承已经满足不了他，必须寻求现实的成就。歌德一开始前往魏玛只是出于逃避情人，却最终成就了一段一世为臣的佳话。所谓天造地设，不外乎气味相投。一方面，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莫说耕战为生的容克，即使亚历山大·洪堡这样精通矿业的能吏应邀入幕，也几无用武之地。公国礼贤下士，能招徕的也大都是这些文人。这并不是政策有意疏导，而是诸侯的格局所限。魏玛的宫廷花团锦簇，在歌德抵达时已有了上一代的大文豪维兰德。另一方面，歌德继承乃父之志，渴望功名。父亲嫌魏玛地狭民寡，配不上儿子的名望。实际上以魏玛的民力供奉这样一个虚荣的宫廷，已经满负荷了。只有如此，名大实虚的官衔最能满足父子俩的人生追求。

年轻公国官员歌德整顿矿产，修葺道路，只留下赤字和一地鸡毛。他最大的政绩反而是将公爵耀武扬威的五千人军队裁撤为数百人的治安队，没有辜负他所笃信的君民鱼水情。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年轻好动，和年纪略长但同样活泼好动的歌德很有共同语言。加之他仰慕大伯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之间的佳话，一直想延揽一位英才充当顾问。耆宿老臣嫌歌德有些轻浮，并不冤枉，好在歌德很有分寸，没有惹事。《罗马哀歌》中那些被席勒删去的诗句色情淫秽，唯有公爵会心一笑。歌德与公爵的母亲也关系密切，一度流出绯闻。他漫长仕宦生涯中最大的冲突是与公爵的情妇争夺剧院的控制权，很能反映出他的地位身份。只要公爵的宠信不衰，他甚至可以不用告假就去罗马度假两年。

这并不是说他的官僚生涯是不称职的，而是说他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为公国充当谈资。拿破仑屡次接见歌德，称自己是《维特》的死忠粉。这样的表述应该不仅是礼节性的，歌德却不曾向旁人提起，说明他很有自知之明。他的职务屡次变动，只有画院和剧院任职最久。魏玛公国是耶拿大学的保护人，庇护了很多疑似叛逆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狂飙突进和观念论哲学的策源地。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和国家大剧院院长职务的歌德处在这样的历史当口，成为德国知识界的中心并不意外。但考虑到几乎每一位同时代的知识名流都与歌德有交集，就不得不感叹他的人格魅力。

神学家赫尔德是歌德自大学时代起的引路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歌德的才华。他虽然不时以歌德的恩人自居，对《铁手葛兹》和《维特》不乏贬损，但在人前却对歌德赞不绝口。歌德自叙是赫尔德向他介绍了莎士比亚，但他那种泛神论式的世界观可能更直接地影响了歌德的诗学。另一位前辈文豪维兰德先于歌德抵达魏玛，以其率直赢得了歌德由衷的敬意，也证明两人关系谈不上亲近。

几乎每一本德国文学史都少不了魏玛剧院前歌德与席勒两人的牵手像。他们的友谊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纪元。他们并不是一拍即合，而是在相识数年后偶然擦出了火花。席勒策划了一套名为《季节女神》的刊物，网罗当时乃至今日最重磅的德语文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德、威廉·洪堡、费希特、施莱格尔甚至康德——为之供稿。要组建一套全明星的阵容，自然不能略过歌德。席勒惴惴地向歌德发出邀请，因为他并没有在两人的初次见面中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克林格尔、伦茨和荷尔德林这些文坛的希望之星都因不入歌德法眼而倍受打击，命运多舛，可见歌德的认可自有其命运上的分量。

和很多刊物一样，这套阵容璀璨的刊物不出所料地因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在理念上的争执（和作者们的口惠而实不至）最终戛然而止，但席勒却收获了与歌德的友谊。歌德惊喜地发现，两人具有路径上的互补：他长于直觉和观察，从具体和特殊把握概念；席勒则具备诗学上的理论才华，从概念出发归纳和演绎。歌德将席勒称为意识的镜子，两人出双入对，一刻不停地交流着彼此的创作。有了这种刺激（和席勒的督导），歌德重新找到了创作的热情和动力。直到席勒（短暂）一生的终点，歌德仍不愿放手，偷偷将席勒的颅骨藏在了书房长达一年之久。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构成另一个整齐的序列，仿佛在刻意收集哲学史的名录。因《试论一切启示》而被视为“小康德”的费希特就是在歌德的争取下，前来耶拿任教，直到这位哲学巨匠因不知进退而以极其丢脸的方式被扫地出门。谢林则是当时耶拿闪耀的哲学王子，坊间传言他的自然哲学精湛如巫术。在阅读《精神现象学》之前很多年，歌德就抱过黑格尔的私生子，大概因为他本人当年奉子隐婚的经历。至于在哲学史上以生前郁郁不得志而闻名的叔本华，在年轻时就用言辞近乎失礼的书信展现了自己的桀骜。歌德居然对这位后生晚辈很有耐心，证明了他名不虚传。

歌德与席勒雕像

诗的万有引力之虹

事实上，歌德本人在哲学上属于更早的世代。他的成长环境文化烂熟，远非哥尼斯堡这种文化飞地可比。加之自幼条件优渥，不用像康德、黑格尔这些穷家子一样喂马劈柴，文风也自然不会有新教徒的清健。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巨子，歌德一直欣赏不来康德对理性的推崇。他的世界具体而斑斓，不需要逻辑来展开。在这样的世界观背后，是斯宾诺莎式泛神论的巨大投影——自然是上帝的化身，诗学才是通向自然的捷径，必须把住感性的关隘。歌德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小说家，他的体裁和形式都不完全依托于文本。朗诵是诗歌的必要环节，就像演出是戏剧的必要环节。歌德经常亲自披挂上阵，直观地传达他对世界的爱恨。

这种形式与歌德入仕的抱负互为表里，像浮士德一样，他很少将自己视为职业作家，遑论书斋知识分子，因为他对生活的热情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康德的自然科学是观察行星规律的苍鹰之眼，歌德的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色彩与矿石的青蝇之眼。虽然今天两者同属于经不起观测的伪科学，但从对象的偏好上很能看出哲学和诗学各自的源流和野心。泛神论对自然的敏锐和诗学对语言敏锐难分彼此，除了《浮士德》之外，《色彩学》是歌德写得最久的一本书。这本书因装帧适于收藏而销量不错，但歌德却更期待科学界的正面反馈。

终其一生，歌德从未隐瞒他在宗教上的疑虑。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上帝仅被等同于满足感和心灵启示。歌德一生很少去教堂，却抱怨新教的缺少圣礼。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那有时近乎恋物的审美情结。他将耶稣的存在视为文学而非神学，不到半个世纪后青年黑格尔学派也抱有类似言论，成为马克思的源头活水。考虑到他曾将自己魏玛公爵归入恶魔般的生灵，他将拿破仑比作埃格蒙特的恶魔形象显然不是出于蔑视。在他的文学意象中，恶魔都不是消极的。无论在个人生活和小说情节中，歌德及其主角都频繁地爱上别人家的老婆，更不可能亲近伦理学背后潜藏的道德主义。

歌德仍然是活在启蒙时代，与他的泛神论相符。这在他对法国的暧昧态度上得到十足体现。在大学时代他曾感染过一些青年的热情，嘲笑法国人穿着希腊的盔甲，伪装成欧洲文明的共主。《诗与真》中说到：“我们觉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太刻板、太高雅，他们的诗过于冷漠，他们的批评偏于否定，他们的哲学晦涩而又不充分。”滑稽的是，同样的描述完全适用于日后德国人的民族形象。

可当更晚的民族主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滔天巨浪扑面而来时，歌德却像遗老遗少一样，惊恐于后生晚辈的粗暴。法国大革命的流血牺牲被他称为无妄之灾，连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运动都被他看作教书匠的呓语。离开耶拿后的费希特以《告德意志民族同胞书》呼唤德国人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让歌德高看一眼。法军洗劫耶拿，他反而对拿破仑抱有类似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高度评价。他也得到拿破仑多次召见，甚至以此为由拖稿，出版商自然不敢造次。当拿破仑从莫斯科惨败而归时，仍不忘差人向歌德问好。当反法情绪四处蔓延时，他不合时宜地在《诗与真》中追忆小时候与法国占领军的融洽关系。这样赤裸的“德奸”行为没有在莱比锡会战被群众清算，可见伟大的文学家也需要心胸宽广的人民。

歌德心中的法兰西的精神碎片实际上折射了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梦想。法语当时仍是高贵的雅言，连接着全欧洲的精英。歌德一生只陪同公爵造访过一次柏林，甚至少于罗马，还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对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和激进非常警惕，推崇巴尔扎克、拜伦和曼佐尼。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费希特所谓的德国人，似乎很成问题。如果说如此世界主义的歌德在谈话录中发明了“世界文学”一词，并不出人意料。但这个词事实上一开始最先用于讨论中国文学（见李双志的考证），则不得不让人惊叹歌德的视野开阔。

国民作家歌德靠着梅特涅，享有其他文学家所没有的专属版权。新一代德国人受到了大革命精神的洗礼，嘲笑歌德被贵族包养的事实。歌德反过来用拉丁语“velox”（快速）和德语“Luzifer”（魔鬼）杜撰了“verlizoferisch”这个词，嘲讽新时代的匆忙。用法国大革命史的术语来说，歌德就是一位如假包换的穿袍贵族，像茨威格一样依恋属于他的旧世界。

当然，任何鄙薄并不影响老歌德对生命的热爱，直到古稀之年他仍有向少女求婚的勇气。终其一生，他像《浮士德》中海伦一幕的主人公不停变换角色，一位诗人、一名官员、一个情种。他的诗歌气象万千，却很少考虑彼岸。或巧合或故意，歌德缺席了很多亲友的葬礼，包括且不限于他的恩主魏玛公爵和知己席勒。相比同时代那些短命的天才，他离死亡好像总是那么远。当维特死后，没有一位牧师给他送葬。可歌德不同，他是德语的但丁兼卢梭，送行的读者一直排到了今天。